信访制度存废辨
——兼谈中国信访制度的变革之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高武平 430074


内容摘要：信访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创建的一种法律传统。本文将介绍信访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其历史考察，对其产生并存在的合理性及功能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阐述对于当前关于信访制度存与废的论战的看法并提出信访制度变革之道。
关键词：信访制度 合理性 功能分析 变革

引 子
中国社会处在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类社会矛盾的产生和冲突成为必然，并且体现为日趋增多的各类信访活动。自去年7月份以来，北京出现“信访洪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访大军，每天流动在中央各部委之间。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群众赴京上访幅度大，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在一些地方和行业引起连锁反应，严重影响首都北京和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也使我国的信访工作和信访制度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在对中国的信访制度进行的大规模调查后出台的——《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的调查报告，再次引起了学界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在既没有《行政诉讼法》，也没有《行政复议法》的时代，信访机构曾经发挥过“春风化雨”的作用。[1]如今，面对愈演愈烈的个人上访、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以及由此引发的干群关系紧张，我们不得不自问：现行信访制度是否已经走到尽头？信访制度该何去何从？面对中国目前的信访制度困境，社会各界中主张取消“人治的信访”呼声颇为强烈，也有人主张赋予信访职权并强化信访作用。总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笔者将试图在下文中阐述自己对于这一存废论争的看法及解决之道。
一、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其历史考察
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2]
中国共产党早在建党初期就积极鼓励人民用来信、来访等方式向党表达各种意见。1921年，安源煤矿的两个工人给毛泽东写信，建议他象关心农民运动一样关心工人运动，毛泽东非常重视，亲自去煤矿了解情况，后来党组织派刘少奇去安源开展了工人运动。在苏维埃政权初创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来信都是中央领导人亲自批阅回信的，许多来访都是他们亲自接待的。1938年毛泽东还亲自处理了一起伤员要到延安集体上访的事件。[3]然而，这时候的信访活动更多的只是一种偶然性的行为。信访作为一项规范性的制度真正形成还是在建国之后。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到北平，当年8月就正式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注：这是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专职信访机构)负责处理群众来信来访。[4]新中国刚成立时，来信来访很多，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几乎同时成立了三个单位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和总理办公室。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又设置了“人民接待室”，作为专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日常工作的具体办事机构。到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和直属机构大多建立了信访机构或配备了专、兼职信访干部，全国有很多省和县也按照中央的要求建立了相应机构。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原则，即根据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的性质，按照各级各部门的职责和业务范围，确定由哪级组织、哪个部门处理。1954年至1957年，来信来访猛增，信访机构进一步完善，中央有接待任务的50多个机构都建立了信访机构，配备了信访干部。这一时期，信访机构开展了若干重要的信访工作活动，创立了领导接待来访日、县市长定期接见人大代表、与调解委员会合作、对集体上访妥善处理等方法。[5]很多地方信访部门还专门制定了工作规定。 在接下来的运动中，更多的是上面的工作队下来，抛开各级党政机构，直接由上下访，然后是受到鼓励的农民再纷纷把“情况”(主要是对基层干部的不满)反映给他们，这如果算是信访的话，应该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信访。而这段时期，正常的信访急剧下降，到“文革”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信访机构也大多处于瘫痪与半瘫痪状态，信访工作难有作为。“文革”结束后，国家机关逐渐恢复了信访机构，并制定相关工作规程，如1980年6月2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1986年12月1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发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细则》；1995年国务院颁布了《信访条例》。随后中央各政府部门、全国很多省市政府也陆续发布了条例、信访工作办法、暂行规定、守则等，这些标志着我国的信访制度的确立起来。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一项法律制度，信访制度一向被认为是共产党人的一个发明，是共产党人所创造的新中国法律传统。[6]但笔者经过考察很惊奇地发现，在古代中国也存在一种类似于信访的制度——直诉制度，即我们通常所说“告御状”，古代为了保证司法公正，最大限度的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规定了直诉制度，即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可以打破审级的限制，直接向皇帝或钦差大人上诉。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了“诣阙上书”，即允许对已决案件诣阙直接申诉，方法包括直接到京师向皇帝告御状，或者将上诉状交到卫尉府所属的公车司马令，然后再上呈皇帝审阅，或者用邀车驾的方式直诉。到了晋武帝时期始设登闻鼓，悬于朝堂或都城内，百姓可击鼓鸣冤，有司闻声录状上奏，这就是所谓“登闻鼓”直诉制度。到了唐朝，直诉的方式得到了更大的扩充，唐朝的直诉制度除了挝登闻鼓外，还有邀车驾（等同于近日的拦领导的车队）、上表（同今日的写信、电子邮件、传真）和立肺石等等方式，《唐六典》记载：“……经三司陈诉，又不伏者，上表，受表者又不答听，挝登闻鼓。若茕独老幼，不能自申者，乃立于肺石之下”宋代的直诉制度更加完善，对于诣阙投诉，还设立了专门的机关予以受理。宋代专门受理直诉的机关有登闻鼓院、登闻检院和理检院。如果这三个部门不受理，当事人还可以拦驾，由军头引见司转奏。明朝一代，则对于直诉的进行严格限制。法律明确规定禁止越诉，《大明律》规定越诉者“笞五十”。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将各地越诉人数纳入官吏政绩考核，一年越诉者过多，则罚主管官吏俸禄。到了明后期，颁布《问刑条例•越诉》规定，只有国家机密重事才准直诉，而个人之事则被禁止。而后的清朝允许当事人在出现地方司法机关审断不公时，可以赴京呈控，成为叩阍，又称京控，俗称告御状。叩阍的地方有通政司的登闻鼓厅、都察院、五城察院等处。综观上述，自南北朝以降，均有登闻鼓直诉制度，各朝或有增补，比如邀车驾等等。晚清法律制度改革，民国时期引入西方大陆法系模式，中华法系解体之后，这种直诉制度就不复存在了。根据现有材料，笔者无从断言，信访制度是否就是共产党人从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受到启发而创造出来的。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现行信访制度与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了法的继承性和传统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然而，信访制度经过共产党人的改造、创新后，又与封建社会的“直诉”制度呈很大的区别：首先，信访的内容不像“直诉”那样仅局限于司法领域，现代信访的范围涵括了行政、司法等各方面，还包括为国家提供意见建议等事项；其次，古代的“直诉”制度有严格的限制，当事人要“告御状”，必须付出如“滚铁钉”的惨重人身代价，作为现代法律价值体现的信访制度则不存在这种情形；再者，古代的“直诉”制度，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权利救济的手段而非制约国家权力的手段，但在新中国，信访制度不仅具有权利救济的意义，同时被赋予了监督、制约国家权力的功能，同时也是公民实现政治参与的途径之一，信访已成为国家与人民沟通、互动的纽带。

二、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功能分析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信访制度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存在即合理”，且不论这句话是否为真理，但一种新事物的出现肯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意义，信访制度的出现亦然。正如苏力所说，“一种制度得以长期且普遍地坚持，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即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因此首先应当得到后来者或外来者的尊重和理解。”[7]不分析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其政治功能，我们就无法了解其存在的意义，也就无法对其存废之辩做出正确的评判。中国古代为了避免地方官吏互相推诿，不负责任或者地方司法机关判案不公，造成冤狱，致使受害者冤苦无处可诉以及冤、假、错案的发生，因而产生了直诉制度，允许百姓直接向皇帝或钦差大人上诉。这是古代中国“直诉”制度存在两千多年的合理性所在。那么现代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何在？学者强世功的研究表明，共产党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为了统合社会，尤其是广大乡村社会，发明了一套全新的组织和动员技术——权力的组织网络。这个网络包括组织技术、民主动员技术、化解矛盾的技术等一套权力技术组合。在这种技术组合中，共产党政权的法律形成了自己的新传统。[8]正是在这个技术组合的背景之下，借鉴古代中国的“直诉”制度，建国前零星的群众来信、来访表达意见，才会在新政权建立不久时被制度化为“信访”。1951年5月16日，毛主席作了《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的批示，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9]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中对官僚主义进行了有力批判，并要求结合整党建党及其它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入手，整顿官僚主义作风。[10]《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批判官僚主义，鼓励人民信访。[11]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化的信访，一开始就被纳入到共产党“权力的组织网络”之中，被当成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结合整党建党及其它工作……整顿官僚主义作风”的方法。“实践经验也证明，认真地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有很大好处：可以经常地同成千上万的群众建立联系，了解各阶级、阶层的情绪和要求；可以宣传政策，教育群众，可以根据这些情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及时解决当前工作中一些突出的问题，这就能够帮助领导机关随时发现问题，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12]信访制度是作为国家机器中的一种权力技术装置出现的，它具有诸多功能，详言如下：
1.深化政权合法化。1949年，共产党通过武装革命夺取了政权，在形式上取得了合法性，因为自辛亥革命以后，暴力革命成了确立政权合法性的常规手段。[13]但建国后，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还需要论证，或者说，此时问题才浮现出来。如何确保国家政权对社会，尤其是广大乡村社会的合法性，确立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确立国家制度的合法性，这些都是新政权所面临的问题。群众来信来访，体现了共产党政权与民间社会的交流与互动，反映了社会对新政权的认同状况。而信访作为一种常规制度的出现则反映了共产党人建立政权合法性的努力。信访制度，通过群众反映问题，政府调查后予以解决，能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它的行为手段本身能使人们看到党“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意识形态效果。因此，作为一种具体制度，它能自证其合法性，同时还能以自身的合法性贯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同样的道理，文革中淹没在“砸烂一切”狂潮中的信访制度，在文革后能迅速恢复并被完善，也出于当时新一代领导人急于确立合法性的需要。“文革”刚结束时，群众大规模上访，很快就超出了行政系统所能承受的限度。中央加大力度，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很多遗留问题，加上农村的改革顺利推行，吸引了农民的注意力，上访潮消退。然而，随着农村改革的停滞，吏治问题逐渐突出起来，而运动方式已被中央明令宣布退出政治舞台，持续的信访就成了农民解决冤屈的主要方式。作为一种制度化装置，它证明着政权的连续性和新一代领导人的合法性。[14]
2.对官僚体制的监控。在共产党政权建立初期，最高领导人就非常警惕官僚体制的腐败问题，并以各种方式监督官僚体制，防止其腐败堕落、脱离群众。最常用的办法是开展运动，信访制度在控制官僚体制方面只处在边缘的辅助位置上。在“文革”结束，运动方式被宣布退出政治舞台后，信访作为对官僚体制的非常规控制功能突现出来了。新中国有特定的思想和政绩考评标准对官僚进行控制，但这种控制会遇到很多障碍，比如官员之间的互相庇护，虚假的政绩工程等。这些障碍使得中央和上级官员无法准确了解下级官员的信仰坚定程度、行政能力、道德水平等。而信访制度可以作为中央和上级官员了解下级官员的一个非常规窗口。对信访所涉及的重大案件，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会派人到基层调查，这种调查也是对基层涉案官员的调查和了解。它绕过了中间的官僚阶层，实现了中央和上级对基层官员的监控。
3.化解剧烈社会矛盾。新中国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科层制：一方面，科层组织取代了各种传统组织，高度集权；另一方面，科层组织的各种理性化规范程序又未能充分发育。[15]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的治理目标过于庞大，而掌握的信息又大量残缺，因此，变通就成为了这种科层制十分普遍，在相当范围和程度内被认可的运行机制。当国家高层对信访不堪重负时，便鼓励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将矛盾消灭在基层”，地方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但它所付出的代价是自行承担政策风险并处理实际问题。问题应当就地解决，这是上级的要求，随意将问题上交意味着要被上司指责无能。这样，变通处理就成了常规，“报喜不报忧”就成了各级机关之间的默契。然而，这样中央和上级机关就无法从官僚体制内部获取足够信息，以认定当前社会的剧烈矛盾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信访制度就充当了一种非常规的信息获取渠道。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通过对群众来信来访的接待，绕过官僚体制，获取信息，认定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程度。
4.贯彻政策，实现社会动员功能。在信访过程中，社会下层群众与国家官僚体制上层会有直接接触，官僚上层会以回信、说服解释等方式向他们宣传政策，还会动用相应的信访配套措施让信访群众明白国家的政策取向，同时实现社会动员。[16]
三、信访制度存废之辨——废与存的论争
信访制度诞生以来，对缓和社会矛盾和保障社会的稳定团结局面曾经发挥过“春风化雨”的作用。但伴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冲突的加剧、体制转轨时期所特有的规则缺失所引起的腐败、社会不公等现象的出现。当前的信访现状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又制约并引导着信访工作的方向，这使得信访制度与法治目标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信访制度原有的联系群众、反映社情民意等作用基本上趋于弱化，信访方式亦成了相当一部分民众与政府抗争维权的主要手段，组织化、政治化、涉外化的信访倾向已经对社会和政府构成极大的威胁。此外，经过十几年的实践运行，信访制度也凸显出它的制度瓶颈。这项制度的设计及其运作中存在的缺陷也是导致当前中国信访量居高不下、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凡此种种，都使得以往被视为“安定团结”的阀门、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渠道、民意社情上达的途径——信访制度，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怀疑，关于信访制度的存废也就成了当前的热点。
（一）主张废的论据。[17]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信访制度作为历史产物已无法适用于当前情况，相反已是弊端丛生。主持这一课题的于建嵘博士认为信访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制度，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这一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已不适应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在客观上成为了国家政治认同性流失的重要渠道，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将会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些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信访体制不顺，机构庞杂，缺乏整体系统性，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央政治权威的流失。现行的信访机构庞杂繁多，归口不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中央信访机构对地方信访机构及中央各部门信访机构之间的管制协调能力十分有限，各地信访机构的职能和权力及运作方式都有较大的差异，而导致信息不共享，缺乏强制约力。这样势必造成两种情况。其一，由于各级信访机构在没有任何监督下对信访案件层层转办，导致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其二，由于信访机构林立，而缺少统领机关，各机构推来推去，信访人投诉无门，来京后不停地在各信访机构之间来回跑动。信访者在北京四处投诉后，可问题并不能真正得到解决，导致对中央的政治权威的认同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
（2）信访功能错位，责重权轻，人治色彩浓厚，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从体制上动摇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现行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正式制度所具有的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参与，也就是公民通过给国家有关机关写信或走访反映民情社意，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批评或建议，即所谓的“民意上达”。其二是权利救济，即信访作为一种正常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程序，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但在实践中，不仅存在着各种诉求往往交错在一起，出现“信访问题综合症”，而且公民往往把信访看成了优于其它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在一定的程度上，信访制度因具有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人治”思想这一基础，所以它作为一种民情上达、申冤维权的特殊信道，对社会起着安全阀，对老百姓起着宽慰剂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的是，这种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
（3）信访程序缺失，立案不规范，终结机制不完善，政治迫害和政治激进主义相伴而生，不断诱发较严重的冲突事件。现行信访制度在程序上存在重大缺失，立案和答复均具有十分的随便意性。由于对各级各部门的职责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各部门均可以以各种理由相互推诿。而处理问题又要看领导脸色行事，靠上级批示。为了强化各级领导的责任，各地还建立了“各级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这种信访领导体制虽然对各级党政重视信访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也能解决一些问题。但由于各级政府为了抑制住上访的增加和升级，在收买和欺骗等方法不能发生效果时，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对信访群众进行打击甚至政治迫害。少数地方党政干部对信访者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使信访成为了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和维权抗争的手段，导致集体行动增加。同时，更为激烈的抗争活动也时有发生。
（二）主张存的论据。如学者康晓光等人，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以行政主导的国家，加强信访机构的权力来解决社会问题是“亲民”和“仁政”的重要表现。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法治仍不完善，如果取消了信访制度将使广大公民丧失了权利救济的手段。一般的民众也存在这种忧虑，他们担心如果取消信访，民众与中央将无法沟通。主张存的主要是从信访的民主权利价值属性和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环境下信访制度的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出发来阐述信访不能取消的理由。
（1）信访是公民表达自由的一种途径，是公民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表达自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也是现代宪政制度的起点，它是一种最重要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表达自由；这种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寻求接受、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当然这种权利也受到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或者是名誉”“保障国家安全或者是公共秩序、公共健康和道德”的限制。信访是实现表达自由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正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由于这一《公约》是保证《世界人权宣言》具体实现的基本人权公约，这说明我国政府基本上认可表达自由的概念及保护表达自由的法律意义。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也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这就为信访制度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此外，在1982年国务院起草的《关于党政机关信访工作的暂行条例》（草案）中的第二条也规定了，信访是宪法的民主权利。只是后来由于种种考虑，在1995年出台正式的信访条例删去了这条规定。既然信访是公民的一种重要表达自由的途径，是公民的一项民主权利，那么这种权利就是不可被取消的。主张取消信访制度也就是剥夺了公民的该项民主权利。
（2）信访是个体权利对公共权力的控制，是公民监督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的有效途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权力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权力迅速膨胀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如何有效地制衡、监督国家权力，是宪政的重大课题。从信访活动的实践来看，当前社会上一些热点问题的集体信访，如：拆迁、非法集资、社会保障、企业改制等，都直接因行政不当、违法行政而引起；再加上行政诉讼执行难、行政干预企业破产等行政干预司法的间接原因，导致现时信访事件的焦点集中在行政机关。此外司法不公也是信访中的大头，虽然还远比不上行政违法所占的比例大。在我们这样一个有浓厚行政传统、国家权力支配社会进程以及急于向法治转型的国家中，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转型，规则的缺失所引起的种种行政违法、社会不公现象频频出现，通过信访来制约行政违法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就显得特别重要。
（3）信访是反腐倡廉的信息源，也是公民监督的重要内容。[18]信访制度的存在，成为反映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情况的一种主要渠道，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信息源。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大量违纪案件中，有90%以上的案件线索是通过信访举报渠道获得的。据公开资料显示，从1994年1月到1995年6月，65个中央国家机关的纪检监察机构，共收到信访举报68983件次，这些信访举报为中央国家机关查处各类违法乱纪案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这也符合中央的“民主反腐”的思路。

四、中国信访制度的变革之道
面对中国目前的信访制度的困境所引起的存废之辩，学界现在主要有两种变革的观点：一种可以被称作“休克疗法论”，[19]其支持者主要是主张废的学者，他们认为应取消大刀阔斧削弱甚至干脆取消信访系统，而依靠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比如于建嵘就认为，克服司法腐败远远要比克服信访造成的危害容易得多，“我们最终需要的是法治，不是清官和领导批条，与其投入人力、物力加强信访，不如拿这些精力去加强司法。”另一种可以被称作“要权论”，认为信访之所以出现困境是因为信访接待部门缺乏权利，所以突破口在于赋予信访职权并强化信访作用。如国家信访局研究室主任张彭发就坦言，“权力有限是信访部门的问题之一”。著名学者傅国涌先生也主张对现行信访制度进行改良，他认为由于现行信访条例没有涵盖立法、司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才造成信访部门没有权力履行条例上的承诺。对于存废之争，笔者认为信访制度困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些长期沉积问题的暴露，是我们的国家政权没有能力在短期内解决大量公民权利方面的积压历史欠帐，也是我们依法治国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必须面对的。社会的和谐稳定，不能靠压制甚至试图消灭上访来实现，因此，笔者认为信访制度在当前的中国政治环境下确有其必须存在的理由。但对于如何变革，笔者并不赞成单纯的“要权论”，信访制度的困境，是一个综合的社会性制度危机。这其中有的涉及司法的公正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诉讼成本问题、社会矛盾与纠纷的解决机制问题，也有的涉及提高执法人员的职业素质、普及法律知识、防止当事人诉权滥用等等问题，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单纯的“要权论”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从根本上找到出路。如果意识不到问题的艰巨和复杂，以为只需要强化某个机构，就可以完满地解决上访问题，只能是徒劳。对信访制度的改革应与整个社会体制改革联系起来，采取渐进方式实现以法治为内容的信访制度改革，而整合现有的信访和监察系统、切实发挥人民代表制度应有的作用、实现司法独立、维护表达权和抗议权等基本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大力发展网络信访才是中国信访走出制度困境的根本出路。因此，我们认为中国信访制度变革之道必须从以下几处着手：
第一，整合现有的信访和监察系统，成立独立的监察信访局。当前由于我国信访机构庞大而分散，但整个系统缺乏统一协调的机制；加之信访机构没有独立处理问题的权限，使得信访的功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因此，赋予相应的处理职权，成为现行信访制度自我完善的首要之举。这也是当前“要权论”主张的主要依据。但是，我们也应考虑到，我国已经存在纪委监察等一大套监察处理机构，这必然会突破现有政治体制，并不可避免带来机构之间的权力冲突，而且有机构增加之嫌。考虑到信访机构所具有的民情上达及反腐信息源的作用，以及监察部门的处理权力。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参照国外通行的申诉专员制度，考虑将现有的政府信访机构与监察机构合并，成立独立的监察信访局，专门受理涉及政府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及国家公共事业运营机构的各类投诉和求决，向各级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20]这样，一来可以改变以往信访机构无权解决上访问题的弊病；二来又不至于堵塞信访这一反腐倡廉的信息源渠道；三来不至于出现国家机构的再一次膨胀，这才符合我们政府机构改革的取向。今年8月，在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下，中央建立了“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这一制度的出现使各信访部门之间得到协调并使上访的问题能够得到有力的解决。但“联席会议制度”只是治标之策，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整合现有的信访和监察系统，成立独立的监察信访局，使之成为一种常设性的工作机构。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访缺乏统一协调、无权处理的问题。
第二，切实发挥人民代表制度应有的作用。切实发挥人大制度的作用，作为我们国家理论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的制度程序设计本来是最有力于监督政府，传达民意的，可在上访时很少有人会去找各级人大去反映问题。这里有两层原因，一是上访群众的普遍经验和观念还是党委书记说了算，人大是橡皮图章，找人大不管用。二是人民代表脱离群众，从选举阶段开始往往就流于形式，大量都是单位组织推荐和选区党委安排的“戴帽代表”。所以几年前就有很多人提出建议将与其将信访作为“信转”，不如将信访的职能划归人大，切实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公开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如果人大代表对选民的权益，尸位素餐，选民就可以提出对人大代表的罢免，重新选拔能够反映他们呼声的人大代表，这样让公民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冤屈和诉求有制度化的反映渠道。而且强化人大系统是在不影响我们制度根基的情况下完善民主的最稳妥和最简易的突破口。人民代表，全国各级人民代表恐怕有几十万，他们如果能够真正发挥听取民声、反映民意和监督政府的作用，信访案件的大部分问题有可能解决。充分发挥人民代表的作用，人民代表(特别是全国人大代表)每月应设固定时间和地点接待选民，听取选民的意见、建议和帮助选民解决有关他们自己难于解决的问题或为他们解决问题提供咨询。[21]从而在制度上解决国民的利益表达渠道问题，减少街头表达的可能性。
　　第三，公众监督下的司法独立。在我国的历史上从来就不乏个人秉公执法的青天大人形象，但一直缺乏司法独立的传统。今天的上访制度的困局其实反映了一方面政府权力网垄断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方面又无法消化全部社会矛盾的现实。而这种垄断的权力网有时自身就造成了对公民的伤害，所以才产生了大量民告官的案件。如果要让公民对法律的公正怀有信心，不是针对一两个人的腐败，而是针对制度性的痼疾，首先要确保法官判案不受行政权力干扰的独立，而法院完全站在政府一边时，很难想象公正如何被保证。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法官独立审判，只规定了法院独立审判，而这实际上是一句空话，人民法院受党的领导在实际上成了受地方党委领导，由地方政府财政供养，人、财、物均由地方管理，地方党委、人大机关和政府可以把法院视为同级地方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政法委可以通行无阻的给法院定调子、批条子。法院不仅要在审判工作中听命于地方党委及领导个人，而且还要直接作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参与地方中心工作甚至为强制拆迁、违规征地等违法行政活动保驾护航。而这种司法不独立和法院官僚化，也加重了公民对于司法体系的不信任，只有采用诉诸政治权威的方式讨公道。当前包括司法系统内部对于司法独立的呼声都日益高涨，但这种呼声往往被唱跑了调，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司法独立是独立于强权对于司法的干扰，而不是独立于社会公众的监督，否则就会产生更大腐败。一定程度上来讲，某些学者批判信访制度消解国家的司法权威并不是正确，真正消解国家的司法权威性的正是今日司法本身的不公，如果司法能真正做到公正，我想“上法院”而非上访才是人们的首要之选[22]当然，导致司法不公并非全是其自身的问题，更多的是体制上的弊端。
　　第四，维护表达权和抗议权等基本公民权利，允许社会各阶层建立利益表达组织。一个正常的人收到了伤害，难免会有情绪，这种情绪需要表达甚至宣泄，在政治文明比较成熟的国家，议会、总统府甚至重要广场前总会不断有人表示示威或者抗议，而这并不会干扰一个宪政国家的政治秩序。反之如果冤民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下正当的向公众表达不满情绪甚至对政府某种做法的抗议，以提醒政府关注、重视他们的诉求，他们也就用不着转向采用过激行为。事实上，现在出现的大量访民采取自杀、群体性与政府对抗等过激的行为，正是由于诉求得不到重视与关注，而采取的博命之举。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这样无序、非理性的行为的出现，而将之纳入法律的轨道中来，以法律允许的方式让他们通过集会示威等方式表达利益。最关键的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要容许各种社会利益表达组织的存在，只有让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才能产生一个利益相对均衡、社会相对和谐的现代社会。
第五，进一步落实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尽管不少专家学者从新权威主义的立场对中国是否需要进一步发展民主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关注上访群体的经验却使我坚信这一判断，也许在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家偶而勉强可以靠精英集权实现“良政”，而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缺乏民主就不会有底层人民的权利保障。[23]如同国家信访局局长的表态，“上访群众反映的80％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基层官员对于公民合法诉求惊人的漠视。而正像当年毛泽东对黄炎培所说的：民主是走出历史循环唯一的出路。当然我们可以说中国不需要照搬美国式或者西方式的民主，其实只要公民不论贫穷贵贱都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坐下来把问题摆到台面上协商不同利益诉求的，用选票对自己的上级官员任免的构成制约并对公共事务的决定表态，那么我们的民主就指日可待。而事实上仅仅靠官管官，是管不过来的。应该使选举类官员的政治生命取决于他所在行政区域的民意，应该相信人民群众。这样一来，通过制度性的权力和责任下移，使得地方都有自己良好的议会、行政、司法运作机制，民众在自己的地区就有良好的利益表达和权利保障机制，问题因此也就能够最大限度地消解于它所发生的行政区内。[24]我国现有的农村和城市的基层民主建设已经有了很大的成效与发展，今后应该将基层的民主扩展到乡镇、县市、各省。通过民主选举等方式让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减少各类非正常的上访事件发生，从而将矛盾消除在基层的萌芽状态。
第六，大力发展网络信访。网络信访的出现，为普通公民提供了更加方便、低成本、快捷的监督渠道。大力发展网络信访一来可以大大减轻集体上访所带来的大量人员进京的压力；二来，可以实现信访的低成本。现在各地为了减轻来自中央的批评，对本地人员上访作了很多强制性的限制，很多举措甚至严重威胁了上访人员的人身安全，网络信访则可以避免这一弊端；三来，可以实现信访的快捷、顺畅，由于地方的自我保护主义，很多问题在地方信访得不到重视，往往要中央的介入才能得到处理，这也是大量访民上京的原因，网络信访可以打破地方对上访信息的垄断，从而使得下情得以上达。另外，网络的快捷性也有利于在第一时间内对上访事件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去年的几起腐败大案，都是先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后，引起中央的重视而得到处理的。

[1]茹继田：《改革信访制度的设想》，南方周末2004年10月14日版。
[2]见新修订的国务院《信访条例》第二条规定。
[3]陈柏峰：《缠讼、信访与新中国法律传统》，中外法学 200402
[4]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5]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
[6]如陈柏峰在《缠讼、信访与新中国法律传统》一文中就认为信访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发明。
[7]苏力：《送法下乡》[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8]强世功：《法制与治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批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1998－2010年）》的通知
1998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1998－2010年）》，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1998－2010年）》是在总结我国减灾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总任务和总方针，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而制定出来的第一部国家有关减灾工作的规划，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内减灾工作的基本依据。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规划》的精神，按照《规划》提出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和任务，切实做好减灾工作，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1998－2010年）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大。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减灾工作，40多年来，在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下，减灾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进一步做好减灾工作，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顺利实现，要结合我国自然灾害特点，总结以往减灾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明确减灾工作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任务和措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合理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为此，制定国家中长期减灾规划。
一、自然灾害及减灾工作基本情况
（一）自然灾害概况。
1．自然灾害种类多、频率高、季节性强。具体情况是：
大气圈和水圈灾害。主要包括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沙尘暴以及大风、冰雹、暴风雪、低温冻害等其他灾害损失也相当严重。
地质、地震灾害。主要包括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塌陷、荒漠化等。我国是地震多发国家，1949年以来，因地震死亡近30万人，伤残近百万人，倒塌房屋1000多万间，其中，1976年唐山发生震惊世界的7．8级强烈地震，造成24．2万人死亡，16．4万人伤残；全国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点有41万多处，每年因灾死亡近千人。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2万平方公里，土地沙化面积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水土流失面积超过180万平方公里。
生物灾害。全国主要农作物病虫鼠害达1400余种，每年损失粮食约5000万吨，棉花100多万吨；草原和森林病虫鼠害每年发生面积分别超过2000万公顷和800万公顷。
森林和草原火灾。1950年以来，全国平均每年发生森林火灾1．6万余次，受灾面积近百万公顷。受火灾威胁的草原2亿多公顷，其中火灾发生频繁的近1亿公顷。
2．自然灾害地区差异明显。根据我国自然灾害的特点，以及灾害管理的实际情况，现阶段，可分为三种类型地区。
第一类地区有7个省、自治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少数在北部。此类地区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的绝对值较小，但由于经济欠发达，直接经济损失率（即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下同）为中等或较大，抗灾能力较弱。此类地区大部分是我国的严重干旱区，人口密度较低。主要灾害是干旱、雪灾、地震，其次为沙尘暴、滑坡、泥石流及山洪，对农牧业生产影响较大。
第二类地区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大部分分布在中部，少数在东北、华北、西南等地。此类地区经济发展、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和抗灾能力为中等水平；北部受极地反气旋影响较大，南部为亚热带多雨区，是我国大江大河的中游地区；人口密度中等或较大。主要灾害是干旱、洪涝、地震、冻害、风雹、农业病虫害，其次为滑坡、泥石流和森林自然灾害，对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影响较大。
第三类地区有8个省、直辖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此类地区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的绝对值较大，但由于经济较发达，直接经济损失率为中等或较小，抗灾能力较强；受副热带高压与热带气旋影响最大，是我国大江大河的下游地区；人口密度大。主要灾害是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其次为地震、冰雹、地面沉降。对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城市基础设施都有影响。
3．自然灾害损失严重并呈增长趋势。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一般年份，全国受灾害影响的人口约2亿人，其中死亡数千人，需转移安置约300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4000多万公顷，倒塌房屋300万间左右。随着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生产规模扩大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同时由于减灾建设不能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造成自然灾害损失呈上升趋势。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自然灾害造成的年均直接经济损失为：50年代480亿元，60年代570亿元，70年代590亿元，80年代690亿元；进入90年代以后，年均已经超过1000亿元。
（二）主要减灾工作。
1．我国政府历来将减灾工作作为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推动减灾工作的深入开展。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灾害损失增长趋势得到一定抑制，特别是因灾死亡人数明显减少，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显著的社会效益。减灾工作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之一，为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持续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2．减灾工程建设成绩显著。针对大江大河的水患地区，大面积的农作物干旱和病虫害多发地区，重点地震、地质灾害和风暴潮危险区，城镇及公路、铁路沿线的泥石流、滑坡频发地段，进行了大规模的减灾工程建设。40多年来，共修建防洪堤24．7万公里，大中小型水库8．4万多座，防潮堤1．2万公里，建成排灌站49万多处。其中对全局具有重要意义的减灾工程有：黄河下游防洪大堤、长江中下游防洪与分洪工程、淮河流域综合防洪工程，以及正在建设的长江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工程、北江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等重大水利工程。对城市和大中型工矿企业的新建工程进行了抗震设防，对原有工程设施进行了抗震加固，完成了对14条铁路干线、90多座骨干电厂、6条主要输油管线、20个大型炼油厂、一批重点骨干钢铁企业和超大型乙烯工程以及大型水库的抗震加固。对重点地区和交通干线上的地质灾害进行了大规模的防治，目前，
正在对长江三峡链子崖、黄腊石地质灾害等进行治理。兴建了各种防护林体系，全国每年植树近600万公顷，人工种草1200万公顷，营造了防沙治沙工程、三北防护林、沿海防护林、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平原绿化、太行山绿化工程等区域防护林体系，森林覆盖率明显提高，建立了综合林火防治体系。生物灾害防治和牧区防灾基地建设也有新的进展。
3．非工程性的减灾措施明显加强。40多年来，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了我国的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主要包括灾害及其相关要素和现象的观测网络，观测资料的收集传输和交换的电信系统，灾害全程动态监测及资料处理、分析、模拟和预报警报制作系统，预报警报的传播、分发和服务系统等。目前，全国已经形成了由2534个地面气象站、957个测雨站（点）、143个无线电探空和雷达测风站组成的气象监测预报网，3006个水文站、1107个水位站、14158个雨量站、61个水文实验站和11179眼地下水测井组成的水文监测网，1300个台站组成的地震前兆观测系统，3000多个站组成的农作物和森林病虫害测报网，240多个台（点）组成的草原虫鼠害监测预报网，还形成了海洋环境和灾害监测、森林和草原火灾监测、地质灾害勘查及报灾等系统。在灾害预警方面，初步构成了利用电话、无线电通讯、电视和基层广播网发布预警信息的网络。这些为提高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水平，为有效防范灾害和各地政府迅速组织防灾抗灾工作提供了条件。
4．灾害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建立了针对主要灾害的各种防灾抗灾领导机构和灾害监测预警、紧急决策、指挥、调度、组织实施体系，初步形成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分灾种灾害信息网络系统，开展了灾害分级管理、灾害快速评估、区划与灾情统计标准的研究工作，推动了灾害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中央和地方政府救灾资金逐年增加，各种救灾救济物资及时安排，群众互助互济活动的广泛开展，有效地保障了灾民的基本生活，促进了灾区生产和生活秩序的迅速恢复。我国的疾病防疫和灾害医疗救护网络使因灾伤病人员得到有效的治疗，基本控制了传染疾病的大规模发生和蔓延。
5．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和预备役部队、公安干警及广大民兵在减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作为我国减灾工作的快速反应力量，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做好减灾工作，尤其是在抢险救灾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6．减灾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科技教育及国际合作取得了一定进展。1989年，我国政府积极响应联合国关于开展国际减灾十年活动的号召，成立了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负责制定我国减灾活动的方针政策，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开展减灾活动，指导地方政府开展减灾工作，推进减灾国际合作。
通过国际减灾十年活动的开展，各级政府对减灾工作更为重视，加大了减灾工作的力度，进一步推动了减灾工作。减灾综合协调能力有所增强，各灾害管理部门的减灾协作有了新的进展；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减灾宣传和教育活动，加速了减灾人才的培训和培养，全民的减灾意识有了明显增强；科学技术在减灾工作中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各种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取得了重要进展，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相继运用于减灾工作的各个方面，初步具备了进行综合科技减灾的能力；一批减灾国际合作项目顺利实施，减灾立法、城市抗震减灾规划、灾害保险、综合性减灾研究、政府减灾能力建设、减灾经验的国际交流等都有了新的进展。
（三）主要经验和问题。
总结我国40多年的减灾工作，主要经验是：
1．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是减灾工作不断发展的重要前提。中央和地方政府以最大限度地减轻人员伤亡、减少财产损失、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作为基本目标，对减灾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支持，在统一组织和协调的基础上，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进行减灾工程建设和抗灾救灾，并将减灾任务落实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之中，确保了减灾工作的积极开展。
2．有关部门配合，全民广泛参与，是做好减灾工作的可靠保证。在大规模减灾工程建设、抗灾救灾、灾后的恢复重建中，各有关部门的密切协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和预备役部队、公安干警及广大民兵的共同努力，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
3．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统筹安排，是减灾工作应该遵循的主要原则。坚持以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集中资金，合理配置各种减灾资源，减灾与兴利并举，优先安排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减灾工程项目，重点抗御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威胁最大的自然灾害。实践证明，这是减灾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
4．充分发挥科技和教育的作用，是推动减灾工作的强大动力。加强减灾科学研究，加速减灾科技成果转化，加快灾害管理现代化，广泛应用高新技术，提高了减灾科技效益和综合减灾能力；加强减灾宣传教育，普及减灾知识，进行减灾培训，有效地增强了全民减灾意识，为深入开展减灾工作打下了基础。
5．加强法制建设，是减灾事业顺利发展的客观需要。通过建立减灾法律法规体系，制定有关灾害管理的法律、法规和预案，促进了减灾工作制度化、法制化建设。
我国减灾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减灾工程建设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各级政府的减灾规划还不够系统化、规范化，减灾法规还需进一步完善；灾害评估技术和手段相对落后，减灾科技成果的开发应用需要加强；灾害救援装备落后，救灾物资储备制度需要完善，灾害应急能力亟待提高；减灾宣传、教育需进一步加强。
为保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减灾工作，大力发展减灾事业，以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减灾工作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任务和措施
（一）减灾工作的指导方针。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深化减灾工作的基础，减灾工作的不断加强又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供有力保障。要特别重视处理好减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坚持减灾工作与经济建设一起抓的原则。
－－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要进一步增强全民的减灾意识，在生产生活设施建设中，都要考虑到减灾，要运用多种手段和措施，大力开展减灾建设，发挥各种减灾工程的整体效益，积极推进综合减灾工作。
－－把握全局，突出重点。要解决好减灾工作中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集中有限资源，加强重点减灾工程建设和重点地区的综合减灾工作，着重减轻对全局或区域发展影响较大的自然灾害，同时探索减轻其他自然灾害的有效途径。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和教育在减灾中的作用。加强减灾基础和应用科学研究，加强现有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减灾能力的进程，促进综合减灾能力的提高。减灾教育要将普及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面向社会，提高全民的减灾知识水平。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必须发挥中央、地方和各行各业的积极性，在政府统一组织和部署下，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企业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共同做好减灾工作。
－－加强减灾国际交流与合作。要积极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的减灾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改进和完善我国的减灾工作，提高我国在国际减灾领域的地位。
（二）减灾工作的主要目标。
减灾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建设一批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关键性作用的减灾工程，广泛应用减灾科技成果，提高全民减灾意识和知识水平，建立比较完善的减灾工作运行机制，减轻各种灾害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使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率显著下降，人员伤亡明显减少。
1．农业和农村减灾。贯彻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首位的指导方针，形成较为完善的农业减灾体系。基本解决长江、黄河水患，其他主要江河水患得到有效控制，北方部分地区严重缺水的矛盾得到缓解，基本控制水土流失、荒漠化、土壤次生盐渍化和草场退化的加速趋势，减轻海洋灾害对农业的影响。农业的灾害设防达到抗御中等自然灾害的水平，减灾科技成果得到广泛应用，村镇建设及乡镇企业的抗灾能力也达到相应水平。通过农业综合减灾工程建设，提高农业和农村的综合减灾能力，使农业生产的自然灾害损失率大幅度降低，农村人员因灾伤亡人数明显减少。
2．工业和城市减灾。基本完成全国县级以上城镇的综合减灾规划；城市及其建（构）筑物和工程设施达到规定的抗灾设防标准；各种威胁工业生产发展和城市安全的灾害得到有效治理或控制；重要城镇、工业基地、生命线工程和骨干企业具备抗御较大灾害的能力，主要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各类生命线工程达到遇中小灾基本不受影响，遇大灾能够短期恢复。
3．区域减灾。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区域减灾工程体系，实现区域减灾工程与区域经济建设的同步发展；重点区域的灾害损失率明显减少；高风险区综合减灾规划得到实施，资源的开发基本实现规范化管理；人为次生灾害得到有效控制；减灾示范区的成功经验在同类地区得到较大范围推广；综合减灾能力明显提高。
4．社会减灾。基本形成全国减灾法律法规体系；多种形式的减灾教育全面普及，全民减灾意识明显提高，减灾科技和教育队伍基本满足各种层次的需要；灾情监测和灾害信息系统得到进一步完善，备灾和灾害救援能力得到加强，保险成为灾害经济补偿的重要手段，减灾科技成果得到广泛应用，政府减灾能力显著提高，初步形成国家和地方现代化的减灾管理体系，使我国的减灾非工程建设接近和逐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5．减灾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参与减灾国际行动，实现双边、多边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经常化，为推动国际减灾活动的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三）减灾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措施。
减灾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任务、总方针，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加速减灾的工程和非工程建设，完善减灾运行机制，提高我国减灾工作整体水平，推进减灾事业的全面发展。
为完成减灾工作的主要任务，需要采取的措施是：
1．进一步确立减灾在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减灾工作，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减灾规划和灾害应急预案，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推进减灾工作。
2．明确减灾工作的重点。要把大中城市，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关键性作用的骨干工程，以及影响全国或较大区域的灾害作为减灾工作的重点，集中力量，减少灾害损失，减轻灾害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3．逐步完善国家减灾管理机制。国务院部际减灾协调机构要提高减灾综合协调能力，国务院各职能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搞好协作，切实做好减灾工作。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责任，实行灾害分级管理，逐步形成完善的减灾管理体制。
4．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国家综合减灾能力。特别要加强对重大灾害的监测和预警，提高灾害信息采集和快速处理水平，做好灾害评估工作，建立减灾信息的共享机制；完善抗灾救灾物资储备制度，进一步加强综合减灾研究，提高抗御灾害的应急能力。
5．加强减灾法制建设。积极开展减灾立法的研究工作，健全和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使减灾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
6．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增加减灾投入。各级政府的减灾投入要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并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而相应增加；企业要加强灾害防范并积极参与当地减灾建设；充分发挥保险对灾害损失的补偿作用；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加强民间的互助互济，建立社会化的灾害救援和救助机制。
三、减灾工作的重要行动
（一）农业和农村减灾。
工程减灾方面，要加强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以防御建国以来最大洪水为标准，重点建设一批具有综合减灾效益的骨干水利工程；开展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广以节水保墒为主要内容的旱作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的防洪、抗旱、排涝能力；以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改善为主，继续实施三北、长江中上游和沿海防护林、太行山绿化、防沙治沙等工程；加强生物灾害、风沙（尘暴）灾害、森林和草原火灾的综合防治，以及畜牧业疫病、雪灾的预防；开展经济条件较好地区的村镇和乡镇企业密集地区的综合减灾工程建设。
非工程减灾方面，要完成国家农业减灾规划，编制农业综合减灾区划；建设一批推广和应用减灾实用技术的农业和村镇减灾示范区；加强灾害性天气、农林作物重大病虫鼠害、畜牧业疫情、森林和草原火灾的监测预报和综合防治工作；建立和完善农业自然灾害测报、灾情评估体系。
（二）工业和城市减灾。
工程减灾方面，抓好预防洪水、地震、台风、风暴潮、巨浪、滑坡、泥石流、崩塌、塌陷、火灾等灾害的骨干工程建设，有效提高大中型工业基地、交通干线和通讯枢纽、重要设施、生命线工程的防灾抗灾水平；完善企业的减灾体系，加强企业减灾工程建设和危险源的管理，控制次生灾害发生；城市及其建（构）筑物和工程设施达到国家规定的抗灾设防标准；全国重点防洪城市完成规定的防洪工程建设，其他有防洪任务的城市也要使防洪能力明显提高。
非工程减灾方面，组织制定分行业的工业减灾规划和城市综合减灾规划，加强城市生命线保障系统和应急系统的减灾建设，提高现代化建筑和设施的消防水平。
（三）区域减灾。
工程减灾方面，东部地区全面加强减灾工程建设，将区域减灾工程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重点搞好首都圈、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口稠密地区和主要粮棉产区的减灾工程建设；中部地区重点搞好工农业生产基地和城市的减灾工程；西部地区重点搞好基础产业和农牧业基地的减灾工程，保护生存和发展环境。
非工程减灾方面，科学划分灾害的高风险区并制定其综合减灾和资源利用规划；选择一些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较大、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发达的高风险地区，建立综合减灾示范区；配合国家的扶贫战略，努力推动多灾贫困地区的综合减灾工作，加快脱贫步伐。
（四）社会减灾。
加强国家对减灾工作的宏观管理，加快减灾立法的进程；编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综合减灾规划；制定灾害风险区划；提高减灾综合信息的采集、处理、运用和共享水平，完善重大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减灾综合协调能力；制定重大自然灾害的应急预案，完善灾害应急指挥、调度和通讯系统；建立健全减灾物资储备系统；开展灾害综合评估工作，建立科学的灾害评估体系。
通过新闻媒介、各种刊物、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减灾宣传，增强全民的减灾意识，加强中小学校的减灾教育，开展不同层次的减灾专业教育，提高灾害管理人员水平。
加强减灾科研工作，重视对灾害形成、发生和发展的时空分布规律，灾害对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和相互作用规律等基础理论研究；积极推进防治重大灾害的应用科学和高新技术研究；加快减灾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动实用科学技术和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高新技术在减灾领域的广泛应用。
建立灾害保险机制，鼓励企业、个人参加灾害保险，增强社会对灾害的承受能力；积极推动救灾捐赠工作的经常化和社会化，提倡民间的互助互济活动，鼓励社会团体广泛参与减灾工作；采取切实措施，帮助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社会特殊群体提高抗灾能力；完善中央与地方的灾害医疗体系，提高医疗机构的抗灾和应急能力。
（五）减灾国际合作。
工程减灾方面，鼓励在重大减灾工程建设中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通过多种合作方式建立各种类型的减灾示范区或示范工程。
非工程减灾方面，积极推动在政府减灾能力建设，信息交换，宣传、教育和人员培训，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及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的国际合作。
加强减灾国际合作是我国减灾工作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欢迎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参与我国的减灾建设，积极进行人员、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减灾活动，为更安全的21世纪而共同努力。
附件：1．正在实施的减灾项目
2．备选减灾项目
（注：本规划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和澳门地区）
附件1 正在实施的减灾项目
1．长江三峡大坝工程
2．太行山绿化工程
3．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第三期工程
4．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工程
5．全国防沙治沙工程
6．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
7．草原综合治理工程
8．易灾牧区防灾减灾工程
9．全国水土流失防治工程
10．黄河小浪底大坝工程
11．淮河治理工程
12．太湖综合治理工程
13．农作物的重大病虫鼠害监测网络工程
14．农作物病虫害规划研究及灾情
15．长江三峡链子崖危岩体、黄腊石滑坡治理
16．中国重大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17．新建工程抗震设防和现有未设防的建筑、工程设施及设备的抗震加固
18．京西北、晋冀内蒙古地区、江苏长江三角洲地区综合抗震防御体系区域规划
19．城市工程减灾基础研究
20．地震预报预警业务系统
21．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震情监视与跟踪
22．数字地震台网、信息网、空间大地形变动态监测网
23．临震及震时应急预案
24．中国减轻地震灾害新技术和对策研究
25．灾害遥感监测与评估
26．工程结构的隔震与减震耗能技术
27．森林病虫害监视、预报与警报体系建设
28．森林防火监测、预报体系工程
29．中国土地荒漠化监测中心
30．全国灾情管理系统
31．海洋灾害预报警报系统
32．海洋灾害观测业务系统
33．灾害医疗应急管理系统建设
附件2 备选减灾项目
1．干旱灾害监测及预警系统
2．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服务与灾害评估
3．控制和减轻病虫害、老少边穷地区植保扶助
4．中国南方森林植物检疫中心
5．人工防雹（增雨）与农业保险减灾的相关研究
6．全国和重点区域地震监测、震害预测、应急对策
7．中国减轻自然灾害中心
8．中国救灾物资储运与管理工程
9．中国减灾法律制定与实施
10．中国自然灾害区划和综合减灾区划的编制
11．减灾防灾投资效益研究
12．重大气象灾害短期预测评估方法及其应用系统
13．台风暴雨监测预报与减灾研究
14．通用灾情信息计算机软件研制
15．减灾应急通信系统
16．院前急救系统建设
17．海洋灾情评估系统建设
18．中国自然灾害保险区划及对策研究
19．全国减灾宣传
20．中国减灾教育培训基地建设
21．减灾应急广播电视系统
22．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
23．地质灾害监测、预报系统及灾害评估系统建设
24．长江三角洲城市化地区综合减灾示范工程
25．中国高风险地区综合减灾研究
26．淮河流域水利工程效益评估与防灾对策研究
27．北京减灾规划及综合信息系统和数据库
28．云南滑坡泥石流综合防治示范工程
29．安徽省减灾信息、紧急救援及培训中心
30．山东省海洋安全防灾搜救中心
31．湖南省洞庭湖区特大洪水预警及应急救援系统
32．西藏雪冰冻害应急中心
33．环渤海地区综合减灾示范区建设
34．山东德州综合减灾示范区建设
35．陕西省宝鸡市综合减灾示范区建设
36．四川省广元市减灾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