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取名与商标策划

公司名字的核心部分称为商号，也有人直接将公司的名字称为商号，这也没有错，其实公司名称中可以自己取的部分只有商号。商号和商标本来就是一对兄弟，他们合则相辅相成，分却反目成仇，大打出手，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商标与商号之间的特殊关系经常被故意利用，大多数情况是知名的商标名被登记成公司的商号，使消费者产生混淆，造成消费者的误认误购，这是傍名牌的主要方式，尽管这个问题已经引起高度关注，但并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要避免这些问题必须进行有效的预防。

预防商标与商号的冲突，防止商标或商号被恶意利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要对商号与商标的注册规则以及保护规则非常的清楚。给公司取名字就象父母给孩子取名字一样，要寄托很多的期望，饱含着祝福，但是给公司取名字显然要比父母给孩子取名字要难得多，公司的名字不仅要从经营的角度进行规划，还要符合一些法律规则。给商标取名更要复杂些，要求也高得多，仅仅给商标取名这一个问题就可以写出一本专著，本人就此也发表了多篇文章，在此不展开详谈。

防止商标与商号造成冲突最好的办法是将公司商号和商标的名称统一为一个。如果公司已经成立再用商号申请商标不一定能获得注册，因为有可能已经有了在先申请，但是在公司成立之前就进行策划就不一样了，此时完全是一片空白，可以任意进行规划。因为商标的申请比商号要严格得多，所以要根据商标取名规则先确定商标的名称，而且还必须经过检索确定是否可以获得注册，然后还要大致检索公司的名称，尽量避免有重名。公司的域名也已成为新型的知识产权，域名也最好和商标、商号的名称一致，这个一致非常容易达到，可以使用多种方式达到一致，或者使用商标名称的拼音简写，或者使用英文意思，或者干脆就使用商标的中文名称，域名的注册费用非常的低，可以将不同的后缀都注册了。这样商标、商号和域名完全一致，消费者非常容易记忆，傍名牌者也增加了傍的难度。

公司取名目前大多数人愿意找风水先生，当然法律并不限制，但是风水先生基本不是法学院的毕业生，他们不懂公司取名和商标取名的基本法律规则。公司取名除运用法律基本规则外，还要综合考虑商品销售地的文化背景，不能包含禁忌、易于传播等等诸多因素，公司取名实际上也是为公司商标取名，包含了一个公司未来的消费者定位，产品的定位以及较为长远的一个目标规划，所以千万大意不得。

笔者曾为多家企业提供过取名服务，其中的一种模式受到普遍的欢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工厂，但是消费者还是比较迷信国外的品牌，于是很多人给自己的商标取一个洋气很足的名称，虚拟一个海外的背景，就随意将自己的产品价格提到很高，欺骗消费者。曾经风光十足的“欧典”地板就是这样一个假洋鬼子，被中央电视台暴光以后受到了广泛的指责。中国产品走遍世界，但是中国的品牌世界认可度却非常低，据一份非常权威的调查，如果打上中国的品牌反而不利于产品在国外销售。短期看来我们的品牌要想打到国外去，比较好的办法是去国外申请商标，商标先于商品国际化，其产品无论返销国内还是销售到世界各地都比国内品牌更容易受到普遍的欢迎，这正在成为一些有远见的企业的共识。笔者有多起这样的成功案例，或者将国内企业导出到国外设立企业，注册商标，或者再将其商标导入回国，其中主要的工作就是为国内公司在国外的公司取名以及商标策划。

作者：王律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电话：010-51662214，电子邮件：51662214@sohu.com

潘勇锋 清华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 当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即部分实体法上的权利缺乏适当程序回应的难题。商事纠纷中存在的公司登记及变更股东名册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抵押权人申请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等大量非讼事件，如果适用普通诉讼程序审理，难以达到良好的裁判效果，目前就已经造成诉讼难以启动，或者启动以后无法展开，或者诉讼过于拖延，难以确保交易效率和交易秩序的维护等问题。应厘清此类特殊商事纠纷非讼性的特点，逐步推动建立商事纠纷特殊程序制度。值此民事诉讼法修改之机，应在民事诉讼法中对商事纠纷特殊程序的适用范围、管辖等问题进行原则性规定，确立该种程序制度的基础与框架，再由相关司法解释分别对具体纠纷事件所适用的程序问题进行规定。


近年来，随着公司法、物权法等法律相继修订、颁布，赋予法律关系主体越来越多的诉权，由此导致人民法院审判实践中商事纠纷案件数量激增，类型多样。而当前商事纠纷案件审理中面临着一个突出的难题，即部分实体法上赋予的权利缺乏相应的程序支撑，导致权利主体在实现诉权、保障实体权利的诉讼过程中遇到障碍和困难：有的实体权利在民事诉讼法上无相应程序，如抵押权人申请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等；有的虽可适用现行民事诉讼法上的程序，如股东知情权诉讼等，但诉讼程序显然和纠纷的性质特点不相适应，影响了当事人通过诉讼保护权益，解决纷争的效果。因此，针对上述特殊商事纠纷的特点，设立特殊的程序制度十分必要。

一、商事纠纷特殊程序的特点

实体诉权与程序保护之间的冲突与调和，适宜解决绝大部分纠纷事件的程序却不适宜于解决某一部分纠纷，是很多国家都面对的一个诉讼法上的难题，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的划分是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诉讼事件是指双方当事人对于诉讼标的存在民事权益争议并请求法院予以裁判的事件，而非讼事件是指利害关系人或申请人在没有民事权益争议的情况下，请求法院确认某种事实和权利是否存在，从而引起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事件。不同性质的纠纷事件需要不同的程序与之相适应。非讼事件这一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法学理论中的内涵及范围可能不同，但从目前各国的立法例看，非讼事件具有如下共同特点：

第一，非讼事件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冲突不明显，甚至无对立的双方当事人。非讼事件的审理一般由申请人提出，并不一定存在被申请人或另一方当事人。在非讼事件的审理中当事人的构成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只有一方，当事人因某一事件向法院提出某种申请，请求法院确认某一事实。二是当事人为双方，但他们之间没有民事权利、义务争执，只是为了防止日后发生争议，共同向法院申请，请求法院对某一事实予以确认。这是非讼事件和诉讼事件的根本不同之处。在诉讼事件中，必然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执的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存在，不存在对立的双方当事人的事件，不是诉讼事件。从诉争性方面看：诉讼事件主要是解决诉争性程度较高的主体之间的纠纷，而非讼事件的诉争性程度较低。从裁量性方面看，在诉讼案件中，法院要判断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存在，而在非讼事件中，法院并不判断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存在，而是确定权利义务的具体形态。第二，非讼事件一般带有不同程度的公益色彩，其内容不能任由当事人自由处分。法院对非讼事件的处理体现了国家对私权关系的干预，这和一般的民事诉讼事件有所不同。一般的民事诉讼事件通常是私权争议，体现当事人的私权利益，通常当事人在诉讼中可以自由处分其民事权益。第三，非讼事件一般需要法院简易、迅速、经济地处理，对时效性要求更强。而诉讼事件通常需要法院慎重、公正地处理，对于程序公正的保障要求更高。第四，对于非讼事件的处理结果，法院可以根据事实情况的发展变化而予以变更或撤销，这和诉讼事件也有着显著的区别。诉讼事件一般强调对裁判既判力的维护，特别强调处理结果的稳定性、终局性，法院不能随意变更或者撤销。

非讼事件的特点决定了其通过普通的诉讼程序无法进行恰当的审理，必须适用另外一种不同的程序。适用于非讼事件审理的程序即为非讼程序。从国外立法例看，非讼程序一般遵循如下原则：第一，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在审理非讼事件时，法院有依职权探知的义务，对于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和证据，法院可以调查收集。这和诉讼案件中谁主张谁举证、举证不能者自行承担败诉的风险后果有所不同。第二，限制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由于非讼事件一般有浓厚的公益色彩，因此不同于诉讼案件中当事人可以自行处分实体权利，决定诉讼进程的做法。在诉讼案件审理中当事人的处分原则在非讼事件中不能适用。对于非讼事件的审理是否进行下去及其进度如何，当事人并无绝对的处分权，大多数情况下由法院确定。第三，不公开审理原则与书面审理原则。非讼事件一般没有对立的当事人，无需公开以增加审判程序的透明度，不公开审理的方式反而有助于提高效率，这一点和诉讼案件的审理恰恰相反。在诉讼案件中，公开审理是基本原则，是实现公正的保障，审理过程和裁判结果以及裁判所依据的法律和程序规则公开，有利于保障诉讼民主与公正原则的实现。而非讼事件则强调书面审理用，虽然直接言词原则与公开原则相结合使诉讼程序易于发现真实和获得公众信任，但直接言词原则与非讼事件强调快速审理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非讼事件更多地采用书面审理原则。第四，非讼事件的裁判对法院的羁束力受到一定排除与限制。非讼案件中，一般仅仅是对某一事实的确认而非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确定，其裁判结果更强调妥当性和合目的性，因此在出现一定情形时，如对某一非讼事件的裁判发现确有错误，法院可予以变更或撤销。这和诉讼案件对于裁决既判力的维护有所不同，在诉讼案件中，特别强调程序的稳定，裁决一旦生效后，对法院和当事人都产生羁束力，即便法院也不能随意变更或撤销。第五，非讼事件审理期限短且一般一审终审。非讼案件强调纠纷的解决及时高效，过多的审级显然与这个目标不相适应，因此一般非讼案件一审终审，只有在发现裁决确有错误时才可能由法院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予以变更或撤销。

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是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基本类型，适用于非讼事件审理的程序即非讼程序，有观点认为该程序明显地具有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从事行政事务的性质。[1]与诉讼程序相比，非讼程序使得法院具有灵活性与主动性，可以迅速调整私人之间的生活关系。但其缺点也是明显的，即没有给当事人充分辩论的机会，不能充分保障当事人主张权利的机会。非讼程序的特点决定了其只适用于非讼事件的审理，而目前商事纠纷中存在的这些典型的非讼事件，恰恰需要适用非讼程序进行审理。

二、我国设立商事纠纷特殊程序的必要性

商事纠纷中的非讼事件，适用普通诉讼程序难以进行适当的审理，要么诉讼难以启动，或者启动以后无法展开；要么诉讼过于拖延，无法确保商事交易的效率和维护交易秩序。长期以来，我国对于非讼程序的立法与理论研究都落后于司法实践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非讼事件不仅数量上升，而且日趋复杂，现有诉讼制度与此极不适应，造成目前司法实践中的突出矛盾。

适宜采用特殊程序审理的纠纷类型

无论从司法实践还是由其他国家的司法经验来看，公司纠纷中的非讼事件都是非讼程序规范的主要对象。经过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目前将从公司设立到终止整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纠纷概括为48种类型，[2]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新类型的纠纷还将不断涌现。司法实践中，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一切公司纠纷的做法遇到了极大地困难与挑战，纠纷解决效果远未达到预期。在已有的公司纠纷类型中至少有以下案件在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处理时难以取得良好的裁判效果，需要适用特殊程序。

1．公司登记及设立股东名册、签发出资证明书或股票的案件。具体包括：申请设立登记，合并、分立、变更资本的登记，签发出资证明书，经公示催告程序法院宣告股票失效后的补发股票，股东名册登记，公司债券存根簿记载等案件类型。2．股东知情权案件。具体包括：查阅、复制公司章程等材料和符合一定条件的对于会计账簿的查阅。股东查阅公司章程等材料和对公司经营建议或质询的权利，公司应当披露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情况，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或记载股票发行等有关情况，上市公司公开财务状况、经营状况、重大诉讼和每半年公布一次财务会计报告等案件类型。3．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纠纷。具体包括：有限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纠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纠纷等案件类型。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与解任。5．监事等职权的行使。6．股份的司法估价，其实质是股份收购请求权纠纷，是指在法定情形下，对公司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所享有的要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份的权利。当异议股东行使股份收购请求权时，如果股东和公司不能就股份收买达成协议，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9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类型的案件一般对股东是否享有股份收购请求权不存在争议，而是对具体的股份收买价格存在争议，需要法院行使司法估价权，通过司法程序来确定公平的收购价格。7．公司清算。公司清算是指公司解散后，处分公司财产以及了结各种法律关系并最终消灭公司人格的行为和程序。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了公司解散事由出现后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而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又对公司解散和清算制度法律适用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公司清算由一系列行为构成，并需要遵守相应的清算程序。如，清理公司财产，通知或者公告债权人，处理与清算公司的未了结的业务，清缴欠缴税款，清理债权债务，分配剩余财产，参加有关诉讼活动等。清算的特殊性使其对法院处理的程序具有特殊要求。事实上，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中已经对清算程序作出了部分特殊规定，但囿于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定，依然是在现行的普通民事诉讼程序框架内进行的变通，尚待完善。

除上述特殊的公司纠纷类型外，目前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以下矛盾较为突出的两类纠纷类型，需要适用特殊程序制度。

第一，申请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纠纷。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了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这一规定旨在简化抵押权实现程序，使得对抵押权本身及担保的主债权数额等问题不存在争议，仅仅对抵押权实现方式不能达成一致的当事人可以通过较为简便的程序以实现抵押权，从而降低抵押权的实现成本，提高抵押权的实现效率。然而，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同样也产生了实体法上赋予的权利缺乏程序回应的难题，

第二，申请人民法院拍卖建设工程纠纷。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了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旨在解决现实中的工程款拖欠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对承包人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争议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但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实现程序，特别是承包人申请人民法院拍卖建设工程应适用何种程序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都没有规定，使得承包人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实现存在程序上的障碍。

设立特殊程序的必要性

司法实践表明，上述纠纷具有鲜明的非讼事件的特点，一概适用诉讼案件的一般审理程序和审理原则影响了纠纷解决的效果，与商事主体追求经济效率的目标相去甚远。如股东知情权实现纠纷案件，股东和公司对于股东具有知情权不存在争议，股东是要求法院保障其知情权的实现，其诉讼目的要求迅速裁决。再如请求公司清算案件，申请人并不是要求法院审理其与公司或者公司清算义务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而只是要求法院指定成立清算组清算公司。而且，因为公司清算不仅涉及申请人的利益，还可能涉及其他不特定相对人的利益，所以这一案件又具有公益性。同时，因为公司不及时清算会造成公司财产流失，对外关系长期不确定，既损害债权人、股东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又危害交易秩序，所以案件需要迅速裁决。如果采用普通诉讼程序审理此类案件，经过一审、二审甚至再审程序后，即使申请人行使权利的主张得到法院判决的支持，也可能造成其权利行使已经不具有实际意义的后果。

目前除了公司法中规定无记名股票的复权适用公示催告程序之外，并没有审理商事纠纷案件的特殊程序规定。特殊程序的缺失导致在审判实践中都以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审理这些特殊纠纷案件，形成程序错位。程序缺失和程序错位在审判实践中造成的后果不容忽视。特殊商事纠纷案件审理迫切需要引入特殊程序制度。

三、商事纠纷特殊程序的可行性构想

民事诉讼法虽未采用非讼程序的概念，但也规定了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两种程序：审理一般诉讼案件适用的普通诉讼程序，包括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特别案件的特别程序，包括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程序、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程序、认定财产无主程序、督促程序以及公示催告程序。特别程序的一般性原则有：优先适用非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一审终审，一般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审限较短，如果在非讼程序中发现属于民事权益争议的则裁定终结非讼程序并告知利害关系人可以另行起诉。学术界的倾向性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中就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非讼程序，但是规定得过于简单，不能涵盖非讼程序应当具有的一般原则和规则。况且，现行特别程序的规定中并无上述特殊商事纠纷案件可资适用的空间。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事项只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因此，要在特殊商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引入特殊程序规则，必须通过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来实现。

笔者认为，上述特殊程序性质上仍为非讼程序，但是目前非讼程序理论发展表明，这一概念本身还具有争议性与不确定性，不适宜直接采用。而特别程序在民事诉讼法中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称谓，也不适宜直接采用。因这种程序制度专门适用于部分特殊类型的商事纠纷案件，可以称之为商事纠纷特殊程序。

综观各国关于非讼程序的立法例，有单独制定非讼事件法系统规定各类非讼事件的，有在民事诉讼法中专编规定的，有散见于民事诉讼法各编的，亦有制定非讼事件法，同时在其他实体法中广为援引的。我国的商事纠纷特殊程序制度，如何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达到与其他法律的协调统一，值得反复斟酌。笔者提出初步设想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