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人肉搜索是中国社会中的热点现象，也是目前网络上典型的法律纠纷。本文通过对于目前政府规制和法院判决的分析，认为目前关于人肉搜索的讨论和处理中，存在依据隐私权来支持管制人肉搜索和依据言论自由权利支持人肉搜索行为的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本文进而通过对于两方意见的深入剖析，借助法律的文化研究的视角，归纳出人肉搜索问题的法律辩论背后的两种法律文化和法律价值的实质冲突：一方依据自由个体主义的隐私权文化来反对人肉搜索，另一方(本文称之为“中国网民文化”)则认为人肉搜索涉及基本的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不能以自由个体主义的隐私权为之辩护。两种实质价值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人肉搜索规制的根本困境。

　　人肉搜索成为了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从2001年的微软陈自瑶事件，到2006年的“踩猫事件”、“铜须门”事件，到2007年的流氓外教案、华南虎事件，再到2008年的“天价头”事件、留美女生支持藏独事件、辽宁口出秽言狂骂四川灾民事件，人肉搜索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展现出其巨大的威力。人肉搜索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甚至引起了国外媒体的报道。[1]随着2008年“人肉搜索第一案”—王菲姜岩案的出现，人肉搜索标志性地成为了一个法律事件。[2]

　　人肉搜索既是对被搜索人个人信息的披露，也是对被搜索人行为的惩罚。当前中国的人肉搜索事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涉及搜索官员以及公众人物，这一类型的案件以南京“九五至尊案”为代表。第二类事关社会道德问题，此类人肉搜索一般是网民对于侵犯其道德情感的人物及其行为进行搜索和谴责的行为。该类型的人肉搜索又可以区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虐猫事件”为代表的、挑战社会的特定群体的人肉搜索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虐猫事件侵犯了动物保护主义者的道德情感。在虐猫事件上，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行为高度一致，紧追不舍。第二种构成了中国人肉搜索的主体类型：性道德和婚姻道德问题。它多涉及婚外情等涉及家庭安全和家庭价值的事件。此类人肉搜索以上文提到的王菲姜岩案为最典型案例。本文的研究将主要集中于此类人肉搜索问题。

　　从王菲姜岩案开始，人肉搜索已经成为一个法律问题。在王菲姜岩案中，法院用隐私权这一法律权利来处理涉及婚外情的人肉搜索问题。此后，人肉搜索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司法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人肉搜索也日益成为政府规制的对象。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通过立法来规制人肉搜索。比如，江苏徐州就在《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以保护隐私权的理由对人肉搜索进行了规制。[3]深圳政府据悉也正在酝酿类似的规制法案。2010年5月27日，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该条例草案的第39条对“网上公开个人信息”特别作了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4]

　　无论是在司法判决还是在立法提议当中，对于人肉搜索的规制理由大部分诉诸的是个人的信息隐私权。在这种理解方式当中，人肉搜索非法披露了被搜索人的个人信息，极大地侵害了被搜索人的隐私权。支持人肉搜索的人们则诉诸另外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即言论自由权。按照这种说法，人肉搜索被认为是公民在互联网上行使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的体现。因此，目前对于人肉搜索的法律争论都围绕着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的矛盾及其平衡的可能性而展开。

　　本文认为，人肉搜索的问题远远比其表面上的法律权利冲突复杂。人肉搜索实际上展现了以隐私权为代表的自由个体主义文化和以公众揭发批判为代表的中国网民文化之间的根本价值冲突。正是两者之间的法律文化和实体价值冲突构成了中国人肉搜索目前的规制困境。对于人肉搜索的研究和处理因此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互联网文化的深刻认识之上。

　　一、数字化信息与社会化网络

　　人肉搜索是数字化网络环境下的新生事物。从互联网技术的角度来看，人肉搜索肇始于web2. 0在中国的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视频共享网站、个人博客/微博、社交网站、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新型网络服务日益发展。它们的出现改变了网民以前被动接受信息的局面;网民开始主动参与了互联网内容的创造。这一趋势被称为“ web2.0”;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参与式互联网”。参与式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原先处于信息被动接受者地位的观众参与信息制造和传播过程之中，真正实现了广大民众的信息传播自由。兼具读写功能(Read - Write)的万维网、BBS、博客、维基百科、手机短信(特别是飞信)、RSS(简易内容聚合服务)甚至P2P，使得网民们不再只是信息被动消费者，而成了信息生产者与主动传播者。特别是RSS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一对多”格局(书、电视、广播、报纸)、或“一对一”(电话、信件、电报)状况，变成现在的“多对多”。人肉搜索在技术架构的意义上是网民自主启动、相互写作的一种联合信息搜集、信息数据化和信息公开化的过程。

　　但作为社会实践的人肉搜索行为先于网络时代的“人肉搜索”概念。在前互联网的时代，人们实际上一直在从事类似于人肉搜索的社会行为。我们一直生活在流言、八卦和小道消息当中。在小型的熟人社会里，我们通过搜罗关于某人的信息和传言来获得乐趣，或者进行道德评判：我们会打听和传播周围熟人朋友的奇闻轶事或风流韵事，我们以此为乐，或者表达谴责。在八卦乐趣之外，一些重要的社会行为需要人肉搜索：比如乡村的媒婆在进行说媒的过程中就要对男方和女方进行各方面信息的探听，以确保双方的人品。所谓小型的熟人社会并不仅仅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农业社会，它还包括我们日常称之为“圈子”的任何一种群体：律师有律师圈子，商人有商人圈子，学者有学者的圈子，等等。此外，中国人还知道一种被认为是比较极端的搜索行为：“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检举告密文化和“内查外调”行动。每一次对于“阶级敌人”的处理都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上;每一次运动都要调查嫌疑者的历史问题和以往表现。如果嫌疑者的原籍或原工作单位在外地，人们就要长途跋涉，查遍祖宗八代和前生今世。对于祖宗八代和历史问题上天入地的追查其实就是前数字化时代的人肉搜索。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与其说‘人肉搜索’是在虚拟空间内发生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如说是文革中惯见的暴力行径在网络世界的重演，新时期的网民们不知不觉地在行动上继承了他们在意识上口诛笔伐的文革遗产。”[5]

　　互联网的出现只不过增进了人们人肉搜索的技术条件。这种增进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在信息网络时代，人类生活痕迹留下的数字化信息大幅度增长，并被长时间地(甚至是永久性地)保存下来，且可供日后任何不特定的人检索。我们每天都接受大量数字信息;我们每天也发出很多数字信息。数字化和互联网大大便利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购物，我们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通讯。数字化和互联网也增加了我们的生活内容：在论坛里参与讨论，在博客上抒发自我，以及在社交网络上寻找乐趣都是体现。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带来了两个后果：一、“雁过留声”：人们在信息网络上的每一次行为都被记录下来，人们的购物记录、搜索记录、博客发表、好友添加等等都被互联网给记下了。二、“雁过拔毛”：人们被记录下来的信息可能会被别人所用，无论是用于赚钱，还是用于整人。最好的例子可能是谷歌。谷歌会记录你的每一次搜索结果，保存你的每一封Gmail邮件。谷歌也会通过分析你的网络使用记录来判断你的喜好，以此给你提供它认为适合你的广告。一句话，你在使用网络，网络在保存你的记录。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可供日后检索的信息记录。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参与式互联网大大减少了人们的交往成本，因此大大增加了社会网络关系的密切化和扩大化。人类其实一直生活在社会网络当中。各种社交网站的出现可以使人很快地与各方人士建立朋友关系，了解他们的资料、喜好以及其他信息。各种聊天工具的出现使得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朋友进行联络。博客可以使认识你和不认识你的人了解你在干什么、想什么、爱什么、怕什么。互联网的出现不但使得人的社会关系更加紧密，并且使得社会关系更加扩大。因此，所谓“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区分日益变得模糊。现实社会网络中的信息可以很快变为虚拟网络中的信息;虚拟网络中的信息也可以很快产生现实社会网络中的效应[6]。人肉搜索的出现是“网络社会在经历从网上到网下之后向前跨出的另一个重要的一步，即把现实社会的小圈子带到网络中，社会关系由网下走到网上”。[7]

　　正是以上两点使得人们古老的街谈巷议变成了新潮的人肉搜索。仅仅是在技术的意义上，人们才可以说人肉搜索是一种新的搜索引擎。人肉搜索是搜索引擎，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它了解自己想了解的事情，这与传统的机器搜索引擎如谷歌类似;它是新的，因为它的原理不是几何学算法，而是反映在虚拟网络中的社会大众通力合作的信息搜集和消息传播。信息网络改变人类记忆与遗忘的格局：“自从时间开始以来，对于人类来说，遗忘是常态，记住是例外。但此平衡为数字技术和全球网络所转移。今日，在广泛传播技术的帮助下，遗忘成了例外，记住则变为常态。”[8]一方面，人们的线上活动在网络上留下了太多关于自己的信息;另一方面，人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通过数字化的社会网络关系传递到互联网上。从技术意义上而言，人类社会已经实现了全面监控每个人的可能。从技术上来讲，一个人随时可能被“人肉搜索”。你现在没有被“人肉搜索”只是因为你不够出名、或没做错事、或网民还对你不够感兴趣。总而言之，人肉搜索久已有之，互联网不过是推波助澜而已。

二、隐私权与言论自由

　　互联网对于街谈巷议的推波助澜在婚姻和性道德问题中最为明显。此类问题构成了目前中国人肉搜索的典型类型和规制难题。在具有代表性的“王菲姜岩事件”当中，有婚外情行为的丈夫王菲在其妻子跳楼之后受到了网民的人肉搜索：其个人身份、工作信息乃至家庭住址很快被公诸网络，甚至其父母的家庭住址和身份信息也被网友公开。网民的谴责行为不仅仅体现在网络上的义愤表达，甚至体现在对其家庭和工作单位的抗议上。对于王菲的内查外调和公判大会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网络暴力”淹没了王菲，人肉搜索使得王菲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深切关注。

　　人肉搜索的巨大力量引起了人们对于规制的广泛讨论。在目前的讨论当中，隐私权是规制人肉搜索的最大理由。这种观点认为，人肉搜索需要加以禁止，因为人肉搜索大大侵犯了被搜索者的个人隐私权。虽然在中国具体法律上，隐私权并未具有法律文本上的明确性，但作为一般的法律理念，隐私权被接受下来成为一种规则。学理上和司法实务上也已经形成基本一致的看法。这体现为民法当中的安宁权概念：隐私权所保护的内容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生活，包括私人生活的安宁、私人信息、私人活动以及私人空间。“人肉搜索”侵害被搜索对象的隐私权，主要是擅自公开、传播他人的私人信息，例如将他人的相片、电话号码、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以及侵入他人的私人生活空间，破坏他人私人生活的安宁权。

　　中国法院在王菲姜岩案件中首次明确地将隐私权规则适用于人肉搜索案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其判决书中对隐私权进行了明确的界定：“隐私一般是指仅与特定人的利益或者人身发生联系，且权利人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私人生活、私人信息、私人空间及个人生活安宁。隐私权一般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采取披露、宣扬等方式，侵入他人隐私领域、侵害私人活动行为，就是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并且法院将隐私权应用到了网络环境中：考虑到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法院认为网上信息披露行为在将个人信息传播到互联网上，使得信息超出特定人的范围而为不特定人所知晓，即构成隐私权侵犯行为。

　　但即使根据隐私权的逻辑，人肉搜索的行为也不能一概禁止。将人肉搜索放人隐私权的框架中进行处理之后，对于人肉搜索中所涉及的具体信息就需要区别对待，分别处理。隐私权要区分纯粹私人的信息和具有公共性的信息。前者的例子有个人的裸照、身体缺陷以及个人情感生活史等等;后者则是姓名、家庭住址、电话、电子邮件等一系列具有公共性的信息。[9]后一类信息具有社会公共性：它们构成了我们成为一个社会成员并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交往的必要公开对象。按照这种区分，人肉搜索不能一概禁止。具有社会公共性的信息的隐私权保护程度显然不能与纯粹个人的信息相提并论。

　　此外，还要区分隐私权的侵权主体和侵权阶段。对于“人肉搜索”中涉及的公布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问题，应该区分公布的信息类型及公布信息行为与后续的信息滥用行为进行规制。[10]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而言，隐私权不仅仅是一项消极权利，隐私权同样是一项积极权利。隐私权是一种阻止他人搜索和谈论某个人的权利;隐私权进而要求政府禁止他人对自己的信息进行搜集、传播和评论。因此，隐私权问题总是与言论自由问题相联系。

　　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人肉搜索在某种意义上是公民行使其言论权和监督权的体现。人肉搜索问题很容易被看做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在涉及婚外情以及性道德的案件当中，被搜索方一般诉诸隐私权这一法律理由，搜索方似乎只能诉诸法律无法容纳的道德主张和伦理义愤。但事实上，搜索方可以在法律体制当中找到其理据。这一理据就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权。以此为据，人肉搜索当中的评论行为和信息传播行为是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的体现;网络表达是平民化、最应受保护的宪法基本权利—互联网提供了极为广泛的言论自由行使空间和便利的行使方式。“人肉搜索”是公民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客观上能够对不符合道德观念却不违法的行为起到震慑作用。因此，“人肉搜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公民行使监督权、批评权的体现。网民将涉嫌违法、违纪或道德败坏的人和事及其相关信息公布在网上，进行评判，如果是适当合理的，将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和社会正义的维护。因此，不能因为“人肉搜索”与网络暴力有关系，就简单地将“人肉搜索”纳人网络暴力盲目叫停。

　　由此看来，人肉搜索的规制问题就其法律方面来看乃是两种公民基本权利的冲突：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如果说隐私权注重的是人类生活“私”的一面，那么言论自由权注重的则是人类生活“公”一面。两者在人肉搜索问题上的冲突在另一种意义上乃是“私”权利与“公”权利的冲突。而在目前的中国法律和社会舆论当中，“公”与“私”的界定在不同类型的人肉搜索中出现了一定既有的模式。

　　在针对官员和公共人物的搜索事件中，法律上的处理已经达成共识。其核心乃是如下命题：公仆没有隐私权;公仆没有私生活。该处理方式基本是根据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对于官员和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进行克减。根据张千帆教授的分析，“如果普通‘群众’的隐私权和言论自由之间必须适当划界，那么这条界限为国家‘干部’等公众人物保留的个人隐私将大为缩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众对政府官员具有天然的知情权。品德、个性、能力、财产、立场、行为乃至外表等个人信息对于常人而言是‘隐私’，对于官员来说就是必须披露的公共信息，因为只有具备这些信息，人民才能理性判断特定官员是否适合作为‘社会公仆’。”[11]这非常类似于美国宪法上著名的AY. Times v. Sullivan的逻辑：针对政府官员的言论在宪法上的保护近乎绝对。[12]与此相类似，对于其他公众人物来说，其隐私权也适当地予以克减。比如很多影视明星，他/她们的隐私是娱乐新闻的焦点，甚至是自身出名的重要噱头。对于他/她们的隐私权保护程度自然不能与一般的法律主体处在同一水平上。

　　但以上总结的“公”与“私”问题上的共识在涉及社会道德、特别是婚姻和性道德的问题时远远未能达成。在这类问题上，“私”与“公”的区分模糊不清。对于诉诸隐私权的一方而言，婚外情的相关信息确乎是“私”事：一个人的恋爱和性生活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对于诉诸言论自由的一方而言，婚外情乃是一种涉及公共道德和社会伦理的行为，乃是“公”事;至少这种行为侵犯了很多人基本的道德情感。对于后者而言，人肉搜索乃是一种道德言论。比照美国宪法当中对于言论自由区分等级和门类的区别保护，人们完全可以在法学理论和实践当中将涉及婚外情的道德言论纳人一种特殊的保护体制当中去。[13]

　　总而言之，将人肉搜索问题纳人公法框架之后，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平衡问题。具体说来，涉及官员和公众人物的权利平衡目前已经初具规则;涉及平民的婚姻道德和性道德问题目前的平衡性处理未见端倪。在后面一种问题上，人肉搜索仍然处于两种公民基本权利的微妙界定和具体平衡的泥潭中。

　三、隐私权文化与中国网民文化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环发〔2007〕86号

关于贯彻执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加强环境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厅），各直属单位，各派出机构，计划单列市环境保护局，副省级城市环境保护局：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中办发〔2006〕27号）明确指出，行政复议是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渠道，是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为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结合环境保护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环境行政复议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环境行政复议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环境行政复议是促进环保部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其载入宪法。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把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二）环境行政复议是维护群众合法环境权益、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凸显。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许多矛盾通过行政复议的形式反映出来，环境行政复议案件呈现增多的趋势。加强环境行政复议工作，能将相当一部分环境行政纠纷化解在初发阶段、化解在基层、化解在环保系统内部，有利于保障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

（三）环境行政复议是对环保部门行政许可等执法行为进行监督的重要方式。环境行政复议是环保部门内部的层级监督，是环保部门内部自我审视、自我约束、自我纠错的重要手段和法律监督制度。通过行政复议这种简便、高效、专业的监督方式，能够有效预防和纠正环保部门的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促进环保部门依法行使职权。

（四）环境行政复议工作本身也是环保部门依法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保护工作法治化的重要内容。环保部门的行政复议水平，将直接体现其依法行政的水平，并间接体现其立法水平、执法水平和法律监督水平。

　　二、加强行政复议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根本目标，以维护群众合法环境权益为宗旨，坚持以公开求公正、以公正促稳定的法治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复议为民”的服务意识，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实现环境公平与正义。

（二）基本要求：服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努力化解矛盾和争议，做到案结事了，定纷止争；妥善处理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维护和保障当事人的环境权益；忠实履行行政复议职责，依法、公正、高效、便民地解决环境行政争议；健全公正合理、高效便民、监督到位、保障有力的行政复议运行机制，实现公平、公正和效率；将环境行政复议与推进环保部门依法行政相结合，以行政复议促进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妥善处理支持下级环保部门工作与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关系、理顺监督下级环保部门与指导、支持下级环保部门的关系。

　　三、畅通行政复议渠道，积极受理环境行政复议案件

（一）依法受理环境行政复议案件。要把畅通复议渠道作为加强环境行政复议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引导群众通过正常、合法的渠道解决环境行政争议。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行政复议申请权，疏通进口，敞开大门，积极主动地受理环境行政复议案件。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拒绝受理；对依法确实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或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要耐心解释，告知当事人解决途径。对无正当理由不受理行政复议案件的，要通报批评并督促纠正。经上级环保部门责令后仍不受理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二）做好受理接待，拓宽受理渠道。负有行政复议职责的环保部门应积极为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创造便利条件，结合自身实际在接待场所、办公场所及政府网站公示受理机构、申请行政复议的条件、复议程序等事项，采取多种方式受理行政复议案件。对有关行政复议的来访和来电，要热情接待、接听。

（三）处理好行政复议与信访工作的关系。负有行政复议职责的环保部门要认真研究行政复议与信访工作的衔接办法，建立健全行政复议与信访工作协调机制，使行政复议与信访工作形成合力。对依法可通过行政复议解决的投诉请求，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选择行政复议途径，引导群众通过行政复议手段来解决环境纠纷。

　　四、提高案件审理质量和效率，妥善化解环境行政争议

（一）依法、公平、公正审理环境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环境行政复议案件，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将每一件环境行政复议案件办成经得起司法审查和当事人检验的“铁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要努力把握好保护当事人环境权益与维护公共利益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合法性审查与适当性审查的关系、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要把是否依法审理和是否有效解决环境行政争议、化解矛盾，作为衡量环境行政复议案件审理质量的重要尺度。对侵害当事人合法环境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要坚决依法予以撤销、变更或确认违法，该赔偿的要依法赔偿，努力做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　

（二）勇于创新，不断改革完善行政复议方式。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可以简易程序、书面审理为主；对事实不清、争议较大的案件，要认真核实情况，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和有关专家的意见；对案情事实或适用法律依据争议较大的案件、社会关注程度高的案件、当事人众多的群体性案件，要深入调研，可视实际情况采取当面审理、公开听证等方式，提高透明度和公信力。建立和完善环保部门内部办理环境行政复议案件的机构与有关业务机构的联合审理制度；建立专家咨询与论证制度；探索研究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

（三）充分运用和解、协调机制化解环境行政争议。和解和协调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手段。负有行政复议职责的环保部门要增强运用和解和协调手段解决环境行政争议的意识，将和解和协调贯穿于行政复议的全过程。要探索建立案前和解、案中协调的机制，为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创造条件，促进当事人与行政机关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行政争议的负面效应。同时，运用和解、调解方式办案，必须坚持当事人自愿、合法、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的原则，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引导双方当事人之间和平协商，平衡利益。

五、健全行政复议机构，加强环境行政复议能力建设

（一）加强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建设。负有行政复议职责的环保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和队伍建设，特别是基层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解决基层行政复议能力偏低、人员短缺、经费不足等问题，保证一般案件至少有2人承办，重大复杂案件至少有3人承办。要根据本机关行政复议工作的实际，逐步增加专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保证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配备与所承担的行政复议工作相适应。

（二）提高行政复议工作人员职业素质。行政复议工作是一项“辩是非、断曲直、定纷争”的工作，复议工作人员必须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敏锐的观察力，必须具备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必须具备驾驭、解决复杂矛盾的能力。要把政治思想好、业务能力强、有较高法律素养的干部充实到环境行政复议工作领导岗位，选派优秀干部充实行政复议人员队伍。通过培训提高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树立全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提高业务素质，树立法律意识和服务意识；加强作风建设，在办案中做到态度热情、工作耐心、行为规范、公正廉洁。

（三）保证行政复议工作开展的必要条件，为做好环境行政复议工作提供有力保障。要将行政复议活动所需经费列入本机关的财政预算，设置公开审理场所和群众接待场所，配置办公、取证等相应设备和交通工具，保证环境行政复议工作的顺利进行。

　　六、加强对行政复议工作的监督，完善落实责任制

（一）完善考核评价标准和相关制度。要按照本级人民政府法制部门的统一要求，完善行政复议工作考核评价标准。上级行政复议机关要加强对下级行政复议机关的考核，考核情况要纳入依法行政考评体系。建立激励机制，对在行政复议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奖励；对不积极履行职责，不依法配合行政复议工作，甚至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部门，要通报批评，责令改正，对有关责任人，要提请有关部门追究其相应责任。

（二）健全重大复议案件备案制度、行政复议决定跟踪反馈制度和行政复议整改制度。负有行政复议职责的环保部门对重大行政复议决定、被责令受理复议申请案件的行政复议决定、被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决定，应在结案后20日内报上级环保部门备案。各级环保部门对依法被撤销、变更、确认违法、责令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案件，要深刻剖析原因，认真总结教训，切实加以整改；对行政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意见书所提的意见，要认真研究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及时报告行政复议机关。各级环保部门每年要结合年度工作总结，对本机关行政复议进行综合分析，总结行政执法中的成绩和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采取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工作的措施。

（三）完善执法责任制和违法责任追究制度。各级环保部门要将行政复议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相结合，把在行政复议中被撤销、变更、确认违法和责令履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数量，作为衡量执法水平的量化指标和公务员考核的重要依据。对有关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加强领导，努力营造依法解决环境行政争议的良好社会氛围

　　（一）强化各级领导在行政复议中的责任。负有行政复议职责的环保部门的主要领导，是本机关行政复议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积极支持和督促行政复议工作机构依法审理行政复议案件，要认真负责地签署行政复议法律文书。对争议较大、社会关注程度高、案情复杂的环境行政复议案件，主要领导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必要时要召开专门会议进行集体讨论，确保案件处理的合法性和适用法律的准确性。

　　（二）加强领导干部法律学习培训。贯彻落实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司法部、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提高依法执政能力的意见》（司发通〔2007〕12号），进一步推进领导干部法制教育日常化、制度化、规范化。负有行政复议职责的环保部门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全面准确领会其精神实质，切实依法开展工作。领导干部培训应包括行政复议内容。

　　（三）进一步加强对环境行政复议工作的宣传。要广泛宣传行政复议的法律规定、制度功能及其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的优势，引导老百姓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环境行政争议。要充分利用报刊、网络、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最大限度地让老百姓知晓、勇于和擅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理性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营造依法解决环境行政争议的良好社会氛围。

八、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环境行政争议

（一）加强环境立法工作。环保部门要建立、完善环境立法专家咨询论证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起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其他涉及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权益的规范性文件草案，要按照法定的程序征求公众意见，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对复议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的有关政策和立法问题，要深入专题调研，提出切实可行的修改完善建议，反馈政策、法规制定机关，促进政策和法制的完善。

（二）规范环境执法行为。各级环保部门必须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不仅要遵守环境保护的实体法规定，还要严格遵守行政执法的程序法规定，特别是环境保护的现场检查程序、环境许可和审批程序、环境行政收费程序、环境行政处罚程序、环境行政复议程序以及行政应诉程序、行政赔偿程序、强制执行程序等，并使用国家规范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二○○七年六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