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权法的角度看待汽车租赁业的困局

胡文苑


法制日报在2005年11月22日，刊登了陈煜儒的文章“骗卖 车祸 罚单 汽车租赁业的三道法律沟壑”。文中谈到汽车租赁这个朝阳产业正面临三道法律沟壑：骗卖，车祸，罚单。骗卖的情况主要是指骗租人在汽车租赁公司骗车后，很快以低价出手，待到汽车租赁公司发觉后，跑去要车时，购得人理直气壮的提出“钱拿来，车可以还．”理由是车是他花钱买的。而且骗车案一般都是跨地区，甲地作案，乙地销赃，往往牵涉到几个经侦大队。各地公安机关往往将收车人的行为认定为善意取得，要求租赁公司与收车人协商解决。
对于上述行为，有观点认为,车辆的抵押、质押或转卖，应当办理登记或过户手续，收车人的行为明显违法。这里分两种情况：一是收车人明知车是骗来的，他的行为就构成共同诈骗（笔者：其实此观点不够严谨，应该说如果事前就知骗车的事实，构成共犯无碍；如是事后得知，则只构成销赃罪）；二是收车人不知车是骗来的，但价格明显偏低，不符合市场交易规律，再加上没有合法的过户手续，就可推定为销赃行为。上述案件的收车人根本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刑法博士宋德新。
对于宋博士的观点笔者有不同的见解，构成犯罪的就不谈了，但是如果收车人不知骗来的情况，仅凭价格过低，就推定为销赃行为，能勉有客观归罪之嫌。笔者认为民法的问题最好还是用民法的手段解决。首先我们来看看，现行的车辆登记手续，具有怎样的法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 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第九条 申请机动车登记，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来历证明；（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四）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机动车登记审查工作，对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发放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对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不予登记的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发放机动车号牌或者要求机动车悬挂其他号牌，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的式样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并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条 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应当及时办理转移登记。申请机动车转移登记，当事人应当向登记该机动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三)机动车登记证书；(四)机动车行驶证。”可见依据目前的法律法规，机动车的登记，过户手续，只是机动车取得上路行驶资格的一个充分条件，并不具有行政确权的性质，只是登记车主具有该车所有权的初步证据。而在物权法草案中进一步明确了机动车属动产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第二十七条　动产所有权的转让和动产质权的设立等，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交付时发生效力。 第二十八条　船舶、飞行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可见机动车又属特殊的动产，它虽然不像不动产那样明确所有权的转移时间以登记转移的时间为准，如果未经登记不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果。但是它也不像一般的动产那样仅以占有作为物权所有的公示方式，或是具有十分确定的推定效力。而是规定了，未经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转移或设定抵押权没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具体来说，购车的双方，在合同生效后，车辆交付之时，虽然未经登记但所有权既已转移，但是这样的转移方式，物权法并没有赋予受让方未经登记，仅凭转移占有而取得的所有权一般意义上的对世权。而是一种受限的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所有权。如果原车主将已移转的机动车抵押登记（因为登记的车主仍是他，他有此条件），或是一车二卖，后手又完成过户手续的话，基于前手不具备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后手取得所有权可以请求交付车辆，或是该车要负担抵押权。而前手只能向出卖人请求损害赔偿。
基于以上的分析，让我们从物权法的视角考察，从骗租人那购得车辆，第三人（买受人）可否取得车辆的所有权？笔者认为买受人要取得车辆的所有权，关键要看其是否构成善意取得。对于动产或不动产，如果占有人或是出让人无处置权，而买受人要取得所购之物的所有权的话，现在学界的通说是买受人购得所购物时，并不知出让人无权处置该物之事实，并且买受人对该交易已尽合理谨慎之义务，可以认为买受人是善意的。除此之外，笔者觉得有必要增加两个要件，一是无权处置物权的出让人表面上有足以使人信其为有处置权的表征。二是买受人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因为对善意取得的保护，实质是对信赖利益的保护，即在交易安全、经济秩序与本人（真正物权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在骗车案中，因为机动车的登记不具有公示的效力，故也不产生一般意义上的公信力，现在的行政法规规定的机动车登记行为也不产生行政确权的法律效力。故机动车的物权公示还是以一般占有，使用、控制为宣示物权的方式。故买受人从骗车人手中购车，如果不知情，基于对占有公示、公信力的信赖，及占有权利推定原则的保护（占有人是基于本权而占有，无权占有是例外）。我认为善意取得第一层次的要件已经具备。即不知情和交易中尽合理谨慎义务。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二层次的要件，即骗车人是否表面上有足以使人相信其有处置权和买受人有否支付合理对价。而这一层次的要件是对本人（真正物权人）保护最大，也是单个利益与社会群体利益平衡的最佳均衡点。
笔者个人认为骗车者要满足第二个层次的要件是十分困难的。其中无权处置物权的出让人是否表面上有足以使人信其为有处置权的表征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标准，要根据不同的交易，不同的交易对象，灵活区别对待。而骗车者往往是很难做到使人相信其有处置权的。这里要根据买受人的具体专业技能，来确定表面上能够使人相信其有处置权的表征具体标准是什么。举例如果买受人是车界从业人员，而骗车人往往是急于脱手，因其车是租来的——车况、车情肯定不熟。在交易中对车辆性能及车况的介绍要不一问三不知，要不就是漏洞百出。对于车辆规费的交纳，及其车险的参保多半语焉不详。这时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车界从业人员或是驾龄较长的驾驶员来说，对于出让人（骗车者）如果其没有合理解释，那么对他的出让人资格应存在强烈的置疑，即使他占有了该车，有有权处置该车的初步证据。但是出让人（骗车者）并不拥有让人表面上足以相信其有处置权的表征证据。因为作为车主对车况、车情应该具有基本的了解。这里骗车人是达不到这样的标准的。但如果，买受人的专业经验不足，对信无权处置人有处置权的表征证据标准应根据买受人的专业知识适度降低。
合理对价是买受人购买骗租车，该交易是否能受善意取得保护的另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重要构成要件。因为买价明显偏低，又没有合理解释，这一行为的本身就使人生疑。这里合理价格的确定要根据买受方谈判能力的强弱，和经过有法定资格的估价机构的评估价来确定。笔者认为交易价格低于估价的30％即可认定为未支付合理对价。之所以将合理对价作为善意取得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标准，一个重要的理由就在于该标准的确立有助于社会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平衡，达到纳什均衡点。下面借助一下法的经济分析方法论证一下该标准的合理性。
假使对价是合理的，该交易价格是在市场信息充分对称的情况下形成的，那么我们就可认为该价格包含了所有形成价格的有用信息，那么以此交易价格成交的双方效应应是等同的，我们特别注意到买受人，如果他支付的是合理价格，那么不管他是从真正的物权人还是从无权处置人购得车辆，对他来说效用是一样的，因为取得的成本一样，而且满足度也是一样的，故效用一样。而不同的是地位不同的出让人，在骗车出售案中，无权处置人是100％的获利，而真正的物权人因车辆的被骗，故是100％的损失。但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是均衡，因为车主的损失，刚好是骗租者的获利。故面对这种情况，法律最好的解决方式，是保护购车人的所有权，因为除了车在其手可能更有效率外，还有经济秩序、交易安全的考虑。而车主的利益应从骗车者的损害赔偿中填补。这样做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利益填补，补偿车主的损失；二是培养汽车租赁业的行业审查标准及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如GPS定位系统的运用，如果客户不在合同约定的运行范围内行使，那么汽车租赁公司的预警机制就应做出响应）。但如果受让人是未支付合理价格购得车辆的。那么社会总体的利益均衡就被打破。因为此时，买受人从真正物权人或是骗租者购得车效用明显不同，后者远远大于前者。因为虽然满足度一样，但是从后者取得的成本明显低于前者。这样就造成了整个利益的失衡，产生了外部性，获利的有骗车者和买受人，买受人得的比他应的更多，因为他取得的成本低了。这就是外部性，受损的只有车主一家，如果不撤销骗车者和买受人的合同，那么该交易的市场外部性就无法消除，这样正常的市场秩序就不能维持，人人买脏车，新车没人买。目前的实证就是自行车市场，新车的交易萎缩，二手车市场活跃，原因就是打击不力。大家故均购买成本较低的二手车，因为新车和旧车对人们的满足度相差不大，人们为追求效应最大，于是纷纷选择买旧的自行车。故在骗租车出售案中对未支付合理对价的交易，应予撤销，保护车主的所有权，买受人的损失应向骗车者追尝。这样的安排好处在于建立等价交换的交易秩序，维护正常的贸易流转。
至于租赁车辆在租赁期间，发生交通事故，作为车主的租赁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笔者认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车主承担责任的基础在于控制说或是运行利益归属说，凭心而论，一旦车辆被租，公司就很难对其控制了，控制权完全掌握在司机的手中，运行利益也很难谈的上，因为租赁公司只收取一定金额的租赁费，而客户去租车为的就是取得运行利益，故客户才有该车的运行利益。在汽车租赁期间，租赁公司与车的关系更像车辆与挂靠单位的关系，好比收取一定的挂靠费而已。而且交通事故说到底是一侵权责任，所以产生连带责任的基础应是共同加害行为或是共同危险行为，但是在这里，租赁公司均不符合共同侵权的要件，故对于车祸的损失，笔者认为租赁公司应在其租赁业务受益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而不是负连带责任。具体来说承担赔偿的补充责任，赋予汽车租赁公司先诉抗辩权：即在保险公司，司机承担责任后，当事人向上述相关当事人尽最大努力追索，仍不得偿部分，由汽车租赁公司承担；例外的是因提供的汽车质量缺陷造成事故或未投保第三者责任险造成受害人求偿不能的，租赁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
至于“罚单”问题，因为交通法为求执法便捷，也是加大车主的监管义务，在行政机关无法确定行政违法具体当事人的情况下，特别是借助电子手段，非现场执法的情况下，也可处罚车主。对此风险的化解，只能借助技术进步和信息共享，将汽车租赁企业的所有租赁车辆在交通执法部门备案，一旦出现违法的情况，及时将车辆租赁情况通知交警部门，便于其执法。也可在开展业务时收取适当保证金，和要求客户填具授权委托书，便于租赁公司代替客户处理违章。
作为一项新兴的行业，汽车租赁的开始难免要遇到这样那样的难题，这就要求我们法律人要在现有的框架内，运用辨正的思维取得利益的平衡点，为该行业的发展制定有效的制度框架，建立符合社会公平、正义、效率的行为预期，使法的规范作用达到极至。

（作者单位 杭州市西湖区行政执法局）


我看美国法律文化
—— 读《历史深处的忧虑》之感悟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烟波浩渺的太平洋，阻断了绵绵延长的亚欧大陆和巍巍耸立的洛矶山。大洋的那一边就是遥远而又近切，陌生而又熟悉的美利坚。然而即使是在通信迅达的今天，我们对它的认识也极为有限。一株美国杉飘洋过海，经历了太平洋上的风暴，也只剩下一枝一叶。这些激起了我了解它的冲动。无意间翻读了“近距离看美国之二”《历史深处的忧虑》，忽然被那齿轮般紧密咬合的法律制度所震撼，不禁细细品味起来。
无疑，二百多年前创立这个国度的先驱们是一群旷世圣贤。他们从最贴近于人类本性的层面，从人类最朴素的欲望中提升出人类最永恒的诉求“人人生而平等”，并将此融入美国精神，又将它的实现定位于一个十分朴素而现实的高度。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到：“造物主赋予人类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认为：在诸多权利中，每个人独立的，排除外部干扰的自由和个人利益是最基本的，也是亘古不变的。为此，人们结为社会，组成国家。作为群体的社会和国家是为个体而存在的，公利是普遍的私利的结合。这迥异于我们所持的这种群体依个体存在的个体文化。比较而言，二者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发展逻辑：群体为个体存在叫群体服从于个体，个体依群体而存在则个体献身于群众；群体服从于个体则重个体进步，个体献身于群体则重群体发展；重个体进步而有公正，重群体发展而有效率；重公正而有民主，重效率而有专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美国先驱的心底深深地埋下了对专制的恐惧，从而导致了美国人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
共同生活的人们秉持“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为了创造一个相互协调的共同自由而把平等原则制定为成员普遍遵守的契约。这种契约一部分成为各种社会观念，一部分通过国家机器上升为宪法以及其他法律。
这个法律形成的过程是异常艰辛的。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们发展水平的差异，处于不同发展状况的人们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而利益的差别最终导致了相关契约具体内容的冲突。而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下，这种冲突是不允许通过一方吸收另一方或通过一个外部力量协调解决的。因为，“一方吸收另一方”只意味着个人利益被无理侵蚀而不是正当所有；“一个外部力量协调”意味着违背历史规律，恣意践踏基本原则。所以，“只有说服，没有压服”。说服不了时，就要在“人人生而平”的原则下，由一方做出暂时的妥协。美国就是在这一系列的妥协之下，维持着有一个稳定而循序渐进的进步。
与之对应的，是一些地区自身并没有形成与此种契约相应的认识基础，而是迫于一定压力不得不诞生一个法律。这种情况下，整个系统一开始就有着一种“违法的”强烈冲动，这种法的目标可以定的非常高远，可以非常漂亮，但一触及现实就会面目全非，最终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成为文明的挡箭牌。
除立法之外，在推进法制发展上，美国也很有独到之处。通过“司法挑战”创造里程碑式案例就是其中之一。所谓“司法挑战”就是一部分法律精英对现有法律的历史缺陷产生质疑，并将起带入司法程序，参照现有法律，在法理上往前推，进一步推出新的立法论据；与此同时引起新一轮的大众辩论，在争取多数民众认同的基础上，引起新的立法。“司法挑战”是在现有的体制内寻求社会改革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手段，它是技术含量极高又极为先进的。
众所周知，美国人十分讲究实用，他们认为：推进社会进步仅寄希望于伟人是要落空的，因为这样的人物总有许多利益要顾及，又常常受到各个方面的牵制，反不如制定技术性规范和可操作的制度细节，然后严格遵守。同理，与其对法官进行职业道德的思想教育，不如设定一个程序性的监督机制，使其在判决违规时有所顾忌，以及有一个重新审核的机会。
虽然，我对美国法律制度的了解极为泛泛，但仍然可以感觉到他们努力创造一个制度。这个新制度的目的旨在追求当时最大意义上的公正。对待一个具体事件的处理，它的整个过程也尽可能对全体人民公开。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对一个尚不完善的制度仍然持有信心。如果有一个足以超越制度的，凌驾于其上的力量暗中操纵，那么，这个社会的整个基础和信心极易土崩瓦解乃至灰飞湮灭。这一点非常值得正处于法律体系建设阶段的我国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