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国务院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1996年6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98号发布）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城市道路管理，保障城市道路完好，充分发挥城市道路功能，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城市道路，是指城市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具备一定技术条件的道路、桥梁及其附属设施。
第三条本条例适用于城市道路规划、建设、养护、维修和路政管理。
第四条城市道路管理实行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协调发展和建设、养护、管理并重的原则。
第五条国家鼓励和支持城市道路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道路管理的科学技术水平。
第六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城市道路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道路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道路管理工作。
第二章规划和建设
第七条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市政工程、城市规划、公安交通等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城市道路发展规划。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道路发展规划，制定城市道路年度建设计划，经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八条城市道路建设资金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政府投资、集资、国内外贷款、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发行债券等多种渠道筹集。
第九条城市道路的建设应当符合城市道路技术规范。
第十条政府投资建设城市道路的，应当根据城市道路发展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建设。
单位投资建设城市道路的，应当符合城市道路发展规划，并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城市住宅小区、开发区内的道路建设，应当分别纳入住宅小区、开发区的开发建设计划配套建设。
第十一条国家鼓励国内外企业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按照城市道路发展规划，投资建设城市道路。
第十二条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热力、供电、通信、消防等依附于城市道路的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建设计划，应当与城市道路发展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相协调，坚持先地下、后地上的施工原则，与城市道路同步建设。
第十三条新建的城市道路与铁路干线相交的，应当根据需要在城市规划中预留立体交通设施的建设位置。
城市道路与铁路相交的道口建设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并根据需要逐步建设立体交通设施。建设立体交通设施所需投资，按照国家规定由有关部门协商确定。
第十四条建设跨越江河的桥梁和隧道，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通航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规范。
第十五条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按照城市道路技术规范改建、拓宽城市道路和公路的结合部，公路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资金上给予补助。
第十六条承担城市道路设计、施工的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资质等级，并按照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城市道路的设计、施工任务。
第十七条城市道路的设计、施工，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规定的城市道路设计、施工的技术规范。
城市道路施工，实行工程质量监督制度。
城市道路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八条城市道路实行工程质量保修制度。城市道路的保修期为一年，自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保修期内出现工程质量问题，由有关责任单位负责保修。
第十九条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对利用贷款或者集资建设的大型桥梁、隧道等，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向过往车辆（军用车辆除外）收取通行费，用于偿还贷款或者集资款，不得挪作他用。
收取通行费的范围和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章养护和维修
第二十条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对其组织建设和管理的城市道路，按照城市道路的等级、数量及养护和维修的定额，逐年核定养护、维修经费，统一安排养护、维修资金。
第二十一条承担城市道路养护、维修的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城市道路养护、维修的技术规范，定期对城市道路进行养护、维修，确保养护、维修工程的质量。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养护、维修工程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保障城市道路完好。
第二十二条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建设和管理的道路，由其委托的城市道路养护、维修单位负责养护、维修。单位投资建设和管理的道路，由投资建设的单位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负责养护、维修。城市住宅小区、开发区内的道路，由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负责养护、维修。
第二十三条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类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应当符合城市道路养护规范。因缺损影响交通和安全时，有关产权单位应当及时补缺或者修复。
第二十四条城市道路的养护、维修工程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修复竣工，并在养护、维修工程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保障行人和交通车辆安全。
第二十五条城市道路养护、维修的专用车辆应当使用统一标志；执行任务时，在保证交通安全畅通的情况下，不受行驶路线和行驶方向的限制。
第四章路政管理
第二十六条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执行路政管理的人员执行公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佩戴标志，持证上岗。
第二十七条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二）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擅自在城市道路上行驶；
（三）机动车在桥梁或者非指定的城市道路上试刹车；
（四）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五）在桥梁上架设压力在４公斤／平方厘米（０·４兆帕）以上的煤气管道、１０千伏以上的高压电力线和其他易燃易爆管线；
（六）擅自在桥梁或者路灯设施上设置广告牌或者其他挂浮物；
（七）其他损害、侵占城市道路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需要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事先须征得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
军用车辆执行任务需要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可以不受前款限制，但是应当按照规定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第二十九条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建设。
第三十条未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第三十一条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占用。
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不得损坏城市道路；占用期满后，应当及时清理占用现场，恢复城市道路原状；损坏城市道路的，应当修复或者给予赔偿。
第三十二条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控制占用城市道路作为集贸市场。
确需占用城市道路作为集贸市场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城市道路作为集贸市场的，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清退，恢复城市道路功能。
本条例施行前未经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已经占用城市道路作为集贸市场的，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第三十三条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持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到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方可按照规定挖掘。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５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３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须经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四条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发生故障需要紧急抢修的，可以先行破路抢修，并同时通知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２４小时内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
第三十五条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在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竣工后，应当及时清理现场，通知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检查验收。
第三十六条经批准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的，应当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
第三十七条占用或者挖掘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城市道路的，应当向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交纳城市道路占用费或者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城市道路占用费的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拟订，报同级财政、物价主管部门核定；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的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同级财政、物价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八条根据城市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单位或者个人决定缩小占用面积、缩短占用时间或者停止占用，并根据具体情况退还部分城市道路占用费。
第五章罚则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设计、施工，限期改正，可以并处３万元以下的罚款；已经取得设计、施工资格证书，情节严重的，提请原发证机关吊销设计、施工资格证书：
（一）未取得设计、施工资格或者未按照资质等级承担城市道路的设计、施工任务的；
（二）未按照城市道路设计、施工技术规范设计、施工的；
（三）未按照设计图纸施工或者擅自修改图纸的。
第四十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擅自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城市道路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工程造价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承担城市道路养护、维修的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定期对城市道路进行养护、维修或者未按照规定的期限修复竣工，并拒绝接受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２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对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种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的缺损及时补缺或者修复的；
（二）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的；
（三）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时清理现场的；
（四）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不按照规定办理批准手续的；
（五）紧急抢修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不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的；
（六）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或者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未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的。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四条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五条本条例自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浅析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和归责原则
北京农学院政法系
20381（3）班
邓宝杰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进而为人类活动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但在这些活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其潜在的危害性正日益突显出来。某些在国际法上未加禁止的人类活动对他国的资源、财产和人类建康造成损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一系列围绕着这种“国际法上不加禁止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的责任问题，引起了法学界长期的争论。对从事此种国际法上不加禁止行为而造成的损害，行为国应否承担责任？承担这一责任的法理基础是什么？损害责任如何适用？各派学者对此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对此，笔者仅就所知，也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国际损害责任概述
“国际法主体在从事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造成损害时应承担国际责任”这一原则已被广泛接受，并已成为一些条约或公约的法律原则。根据不同的视角，学者对这一责任有不同的叫法：“国际损害责任”、“合法活动造成域外损害的国际责任”、“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通过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和国际实践，这一法律原则已被广泛接受，国际损害责任制度已经作为传统国家责任制度的补充和发展，被逐渐确立起来了。[1]
关于损害责任的性质，虽然存有争论，但在国内也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损害责任并非独立于国家责任之外，而是根据其责任的特殊性将其与国家责任并列于国际法律责任之中，其与国家责任的内容相辅相成，互不对立。可见损害责任与国家责任是紧密联系的。但同时，损害责任的特殊性又使其并行于传统的国家责任。
在此，为了下文对损害责任法理基础的分析，我们有必要对这两种责任作一下比较，并从分析国际责任的法理基础入手，初步对损害责任承担的法理基础进行一下思考。
在传统的国家责任中，国际承担责任的法理基础是国家行为的不法性或不当性，一般表现为一国对其所负国际义务的违反。因此，违反了国际义务的行为则可以过错作为国家承担责任的判断标准。从而只要某种行为或不行为得归因于一国，且该行为或不行为违背了该国的一项现行国际义务，即招致该国的国家责任。承担国家责任的不当行为可分为两类：即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罪行[2]，这主要是从其行为所侵犯社会利益的大小来划分的。国际罪行指违反了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重要，一致公认违背其便构成犯罪的国际义务的国际不当行为。而国际不法行为是尚未构成犯罪的国际不当行为。
那么在损害责任中，是否也能以其“行为的不法性或不当性”作为承担责任的法理基础呢？
我们知道，损害责任是指国际法主体从事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而给他国造成损害性后果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国际法未加禁止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第一条之规定：“本款适用于：a，国际法未加禁止的含有通过其物质后果引起重大跨界损害活动和b，国际法未加禁止的不含有（a）所指之风险，但仍引起该损害活动的其他活动。” [3]由此，从事此类活动前提本身并没有违反国际法或是存在不法性，这便很难说其行为主体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单纯从事这类活动非但不加禁止，甚至是国家加以鼓励的行为，而只有当国家从事此类活动发生域外损害的事实时，才产生责任。由此观之，行为的不法性很难成为损害责任之法理基础。
二、损害责任制度的法理基础分析
损害责任制度的法理基础是什么？这是国际法学界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核心问题。有些学者主张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是违反国际义务，有些学者则认为应以严格损害责任原则作为其法理基础。
目前在这几种较有影响的解释当中，“严格责任原则”一说似乎更占些优势，而且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笔者认为，这些原则虽然不无道理，但把这些作为责任承担的法理基础的做法却实不敢苟同。从一般逻辑分析，我们从法理基础入手，继而确立责任，然后才探讨怎样承担责任的问题。比如，在传统国家责任中，其法理基础是行为的不法性，因而确立了以过错为判断标准的国家责任，然后才分析出基于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来承担此项责任。但把严格责任原则作为一项责任承担的法理基础的说法在逻辑上就存在为问题。假使，在损害责任制度中，严格责任原则当然的成为其法理基础，其之后的逻辑中就会出现循环论证的错误。究竟是因为其前提是严格责任原则的法理基础，才导致国家承担以严格责任为归责原则的法律责任，还是因为想要使国家承担严格赔偿责任，才有意把这一后果提前作为责任承担的法理基础加以规定的？这样的说法似乎很难令人信服，以结果作为前提的论证也有欠科学。
因而对于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我们应进行更深一层次的探讨。王铁崖教授的一番评述似乎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在赔偿问题上，对责任基础始终不能达成共识，其分歧的要点是：责任是因行为而产生，还是因后果产生。如以其行为作为基础，则必须证明行为国的行为有过失，它才对损害的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如以后果为基础，则行为国承担严格赔偿责任……”[4]即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责任的法理基础的争论都仅限于责任产生于行为亦或是结果的领域，而对责任承担另一相对独立但却至关重要的因素——主体的特殊性，却很少有考虑。
法理学者周永坤在比较了诸多法律责任的概念并指出其各自的缺陷后，自行定义了法律责任，即“由于违反了法定义务及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定权利、权力，法律迫使行为人或其关系人所处的受制裁、强制和给他人以补救（赔偿、补偿）的必为状态”。[5]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作者认为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法律责任的概念，仍不能包含法律责任的全部内容。于是，作者接着补充道：“一般而言，法律责任并生于违法，但有许多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对由于合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也应承担法律责任。例如：1964年《苏俄民法典》第444条之规定：‘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由于合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应予赔偿。’英国1973年《土地补偿法》规定：‘对合法的侵害行为予以补偿……’等。”[6]
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在确定归责基础也即确立法律责任的理由时，要从主体和行为两方面因素加以综合考虑，而不能仅限于行为及其后果这一个方面。有学者把法律责任的归责基础分为与责任主体行为有关的归责基础和与责任主体行为无关的归责基础是很有道理的。与责任主体行为有关的归责基础，即指传统的要素：行为，心理状态，因果关系和损害事实等。而与责任主体行为无关的归责基础则主要包括古代的因思想而获罪的情况和现代的因主体所处的特殊事实状态而须承担责任这两种情况。前者已随社会文明的进步而被扬弃。相反，后者则随着文明的进步，出现了更多的适用情形，而且随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肯定还将出现新的因主体处于特殊事实状态而承担责任的情形。也正因为这一方面正处在不断发展之中才使得我们很难就这些特殊事实状态作以一一穷尽的列举。我们仅能就现阶段的情况作一不周延的概括，即这些“主体所处的特殊事实状态”主要包括：1.因行为人存在某种关系而承担连带责任或替代责任之情形；2.行为人与损害行为存在某种利益关系之情形；3.行为人与致损物件存在某种利益关系之情形；4.法律规定的其他事实。
主体只要处于上述事实状态，即构成归责之法理基础，得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必再考虑行为和过错的相关因素。在国际法上，国际法主体所实施的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显然是于其自身有利的。因此，一旦发生损害事实，无论从其主体与致损行为或是与其致害物件之间分析，都是存在利益关系的，这就足以使该国际法主体处于法律规定之特殊事实状态下，并据此承担损害责任，而不必再考虑其主观上有无过错。而这一法理基础的确立也反映了适用严格责任归责原则的要求，即客观上法律必须对适用严格责任的情形加以明确规定。当然，这对于国际立法来说，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以上主要分析了国际法主体处于某种事实状态可以作为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但笔者同时认为，作为一项责任制度的法理基础，无论是学者所主张的违反国际义务还是笔者所述之主体所处之特殊事实状态，都无法单独解释和处理当今不断出现的损害事件及其赔偿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些法理基础加以综合分析，为责任的承担做好充分的前提准备。在此，笔者认为应从违反国际义务，主体所处之特殊事实状态以及损害事实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把握损害责任制度的法理基础，并根据法理基础的不同，确立责任承担的不同归责原则。
1.违反国际义务的损害责任法理基础以及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从法理上看，责任是行为人违反一定义务而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国际责任是以国际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无义务则一般无责任。因此责任往往又被称为“第二性义务。”义务与权利相对应，权利的实现即义务的履行，责任的存在不仅督促了义务的履行，同时保证了权利人权利的实现。任何主权国家都享有在其领土主权范围内从事各种活动的权利的自由，但这种权利的行使并不是无限的，而是要“服从于预防重大跨界损害的风险或是将其减至最小程度的义务，以及对其他相邻国家负有的任何特定义务。”[7]因此，任何国家在行使其自身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不损害他国利益的消极义务。当国家违反了这一义务并对他国造成损害性后果时，则应该承担损害责任，使受害国的利益得以保护。
在国家责任领域，国际义务大多是建立在国际条约的基础上，以多边或双边条约等形式出现。但损害责任制度中，并不存在对应义务。或言之，损害责任对应的义务有别于国际不法行为的直接的积极义务，损害责任的义务是消极的派生义务。也正是因为如此，仅存在对此类义务的违反，而未造成损害的情况下，相应国家无权要求行为国承担损害责任。
根据相关国际立法，具体来说，此类义务主要包括：1.承担国际合作之义务；2.采取必要预防措施之义务；3.预先通知之义务；4.“权力不得滥用”义务，抑或称之为遵循“使用自己财产不得妨碍别人财产”的古老法谚的义务。
在具体归责上，笔者认为，即使违反的是上述消极的派生的义务，也足以证明该国际法主体在行为时主观上存在着某种过失，或者是过于自信或者是疏忽大意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损害结果的扩大。因而，在此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归责。那么在行为主体违反消极义务但并未造成损害时是否也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要求行为国承担责任呢？笔者认为，违反消极义务和违反积极义务虽都可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但这两种行为和过错却存在本质的不同。直接违反积极义务的行为本身具有不法性，违反消极义务的行为却是国际法上不加禁止的，本身并不具有不法性，只有当越境损害结果发生时，国家才承担责任。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只有主体主观上具有过错才能归责于它，而并非只要存在主观上的过错，就可归责于该行为主体。过错因素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归责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如前所述，损害责任的发生存在风险，因而难以预计。国际义务的违反作为损害责任的一项法理基础虽然解释了国家为什么有责任预防损害结果的发生以及努力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尽到对其他国家的谨慎和注意的义务。但它却难以解释由于风险的因素，即使行为国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和谨慎义务，即不存在违反消极义务的情况下，如果造成了损害结果，按照国际法规定，该行为国仍应承担损害责任的问题，这也就决定了，违反国际义务是并且只能是国际损害责任的一项法理基础。
2.责任主体处于特定事实状态的法理基础以及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
前面已经谈到，责任主体处于特定事实状态，这本身就表明了主体的特殊性和责任上的特殊性，只要主体处于某种法定特殊状态，即构成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一旦损害发生，基于这种事实状态即可要求行为国承担责任，而不必再考虑行为及过错的相关因素。在国际环境损害事件上行为国明显存在与致害行为之间的利益关系，应承担损害责任。而在国际空间实体造成损害的事件上，行为国则明显的存在与致害物件之间的利益关系，因而应承担责任。
主体特定事实状态的法理基础的确立，其好处在于简化了责任承担要件的论证过程，也不必考虑行为及过错的因素。一旦有相应的损害发生，而行为主体又处于既定特殊的事实状态，即可产生责任。而同时，这也对国际立法提出了要求，即主体特定事实状态中的各种情形必须是法律事先明定的，否则不得据此法理基础要求行为主体承担损害责任。
在具体归责上，显而易见，只要“主体+行为结果”即构成责任应适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即损害发生以后，有关责任的确立并不需考虑过错的因素。但这里值得注意的事，“严格责任”与绝对的“无过错责任”是不一样的，“严格责任”并非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涉及各种不同程度的严格性。因而我们“应当建立某些机制或因素来限制或缓和其严格性，使其成为一种有助于损害责任制度的足够灵活的手段。”这是国际法委员会现任特别报告员巴尔沃教授的意见，这的确不失为适用严格责任原则进行归责的一种较好的方法。
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要求必须以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为前提，这也是其法理基础的一般要求。那么，当一国行为并未违反国际义务，却造成了相应的损害后果，而又无国际条约或公约加以规定的情况下，即不能适用严格责任归责原则，又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下，行为国应否承担责任？其法理基础又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3.损害事实作为法理基础以及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
如上所述，当行为主体并未违反国际义务，而国际法上又未对其主体因所处之特定的事实状态而须承担责任加以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是否要承担损害责任？又怎样承担？
笔者认为，在这里需要引入民法中的公平责任原则进行解释。公平责任，又称为衡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不存在过错，又无法定适用严格责任之规定的情况下，根据公平观念，考虑当事人双方财产状况等相关因素，责令行为方对受害方予以适当补偿的责任原则。公平责任确立的核心乃是作为法的一般价值的公平理念，因而它不是重在对行为人责任的追究上，更多的它是在追求一种衡平状态，使得不幸损害得以合理分担，使得受害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补偿。
使用公平责任原则归责的情形，应该是仅限于在很少的一部分国际法上未规定的领域内发生的损害事件。而其归责的法理基础就是该损害事实的发生。即只要发生一定的损害事实，却找不到相应可以使用的国际法规范来确定行为国的责任，则可以基于公平理念要求行为国合理分担受害国的损失。由于在这种情况下行为国本身并无过错，所以在具体承担责任过程中也要适当考虑行为国的具体情况以及把损失的补偿限于直接经济损失的范围内。适用公平责任，受害国不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于只造成间接或轻微的损害或影响的活动受害国要负一定的容忍义务。
还有在对越境损害性后果的赔偿问题上，确认行为国承担赔偿范围的大小，在《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第三章第22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其规定也主要是从公平责任原则出发，分析有关损害赔偿问题各个方面的因素，来确定是否应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范围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