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市信访听证暂行办法》的通知

成府发〔2004〕70号

各区（市）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成都市信访听证暂行办法》已经2004年6月24日市人民政府第20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

二○○四年八月四日

成都市信访听证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规范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处理信访问题的程序和信访人依法信访的行为，增强信访工作的透明度，加强监督，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和《四川省贯彻国务院〈信访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听证，是指信访部门或其它各级行政机关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以会议的形式，依据法律、法规和政策听取听证参加人陈述、申辩和进行质证的程序。

第三条信访听证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严格守法原则；
（二）公正合理原则；
（三）公开透明原则；
（四）证据确认原则；
（五）有错必纠原则；
（六）分级负责原则。

第二章听证受理

第四条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设立信访听证委员会。听证委员会由信访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听证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信访办。
听证委员会的职责：
（一）受理信访人要求听证的书面申请；
（二）决定是否对重大信访事项举行听证；
（三）审定听证方案；
（四）组织听证实施；
（五）监督听证程序；
（六）对下级错误的听证结论进行纠正；
（七）监督各方对听证结论的执行。

第五条听证由信访听证委员会指定做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的本级政府信访部门或其它各级行政机关组织实施。

第六条上级主管部门可受理下级信访听证事项。

第七条　下列情形可受理听证：
（一）信访人对原办理机关做出的处理决定或复查意见不服，要求举行听证的；
（二）原办理机关认定原信访事项处理意见适用法律、法规、政策得当，信访人仍坚持信访，需要举行听证的；
（三）上级政府信访部门或主管部门认为原承办单位处理不当，需要举行听证的；
（四）大规模群体性上访，经多次处理仍未息访，需要举行听证的；
（五）多次联名写信经处理仍未息诉，需要举行听证的；
（六）对于可能出现大规模集体上访或越级访苗头，需要以听证形式化解的信访事项；
（七）情况复杂，处理有争议，需要举行听证的；
（八）其它需要举行听证的。

第八条　对已经通过诉讼、行政复议、仲裁解决的信访事项及其它不需要听证的信访事项，不再举行听证。

第九条　信访部门或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在做出处理决定时告知信访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第十条　信访人要求听证的，应当自被告知之日起3日内向信访听证委员会办公室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上要写明申请内容、相关事项并附上证据，如有证人，需提供证人名单及证人住址，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听证的权利。

第十一条信访部门或其它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在同意信访人书面申请后30日内举行听证，并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信访人需要准备的相关书面材料书面通知信访人。

第十二条在举行听证之前，信访人提出撤回听证申请的应当允许；对一方未按时参加听证，不出席听证或者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中途退场的，由听证主持人视情况决定听证是否延期、中止或终结。

第十三条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信访事项，听证应当公开进行。

第三章听证组成人员及职责

第十四条　听证的组成人员包括听证主持人、信访事项承办人、信访人或信访人委托的代理人、听证员、记录员及经听证主持人允许旁听的其他人员。

第十五条　听证主持人由听证委员会指定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

听证主持人的职责：
（一）制定听证方案，决定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听证参加人；决定听证的延期、中止、终结；通知听证参加人；
（二）询问听证参加人；
（三）接收有关证据；
（四）维护听证秩序；
（五）宣布经合议后的听证结论;
（六）本办法赋予的其它权利。

第十六条信访事项承办人包括做出原处理决定的承办人、做出原复查决定的承办人及正在进行调查或复查的承办人。

听证会上，做出原处理决定的承办人或做出原复查决定的承办人必须如实说明原处理决定或者原复查决定的事实、证据和政策、法律依据；正在进行调查或复查的承办人负责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核实。

第十七条信访人可以委托1—2人作为代理人参加听证，并在举行听证会前，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及代理权限。

集体访举行听证的按《信访条例》规定选派代表参加听证。

信访人听证中的权利和义务：
（一）有权申请与听证内容有利害关系的听证主持人、记录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回避；
（二）有权对信访事项涉及的事实、政策、法规及有关情况进行陈述和申辩；
（三）有权对信访事项调查人员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并提出新的证据；
（四）如实陈述信访事项的事实和回答听证主持人的提问；
（五）对自己的权益主张举证；
（六）遵守听证会的纪律。

第十八条听证员由听证委员会根据信访事项的具体情况，临时邀请相关专家、学者、记者、法律工作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其他社会人士参加。
第十九条信访人不承担听证费用。

第四章听证程序

第二十条　听证会开始前，记录员应当查明信访事项承办人、信访人、听证员和其他应当参加听证会的人员是否到齐，并向主持人报告。

第二十一条　听证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开始；
（二）听证主持人公布听证事由，介绍参加听证会人员的有关情况，并询问信访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三）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纪律；
（四）信访人或委托代理人陈述信访事项并提供相关证据；
（五）原信访事项承办人提出处理信访问题的证据和运用政策法规的依据以及处理意见;
（六）信访人或委托代理人进行申辩和质证;
（七）原信访事项承办人就有争议的事实、依据、处理意见进行答辩;
（八）信访人或委托代理人作最后陈述;
（九）原信访事项承办人作最后陈述;
（十）听证员就信访事项的某一事实、证据发表意见，但不能在此就如何处理信访问题发表结论性意见;
（十一）主持人宣布休会，并组织听证员就听证事实、证据以及适用政策、法规等对信访事项处理发表听证结论意见，经合议后形成听证结论;
（十二）主持人宣布听证会继续进行，并宣布听证结论和听证会结束。

第二十二条听证结论为本级处理终结意见，由举行听证的部门或单位在15日内送达信访人或委托代理人。

第二十三条记录员应当将听证的全部活动制作听证笔录，由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签字，并经听证参加人阅后分别签名或盖章;拒绝听证签字或盖章的，在听证笔录中应予以说明。听证资料（包括听证笔录、录音、摄像、有关证据）由举行听证的部门或单位立卷归档。

第二十四条听证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当组织写出听证报告（包括听证事由，听证参加人的基本情况，听证的时间、地点，简要经过，事实及处理意见和建议，听证结论），报送听证委员会、举行听证的部门或单位负责人。

第二十五条信访听证后做出的听证结论，将作为处理该信访问题的唯一依据。

第二十六条信访听证后，信访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和理由而再次信访的，信访部门或各级行政机关不再受理。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七条本办法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本办法自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



　　一、妮可案的错判与被冤枉的被告

　　2000年6月，年仅10岁的妮可与她的小伙伴在荷兰史丹姆的一个公园玩耍时，被人强奸后杀害。妮可的小伙伴也受到了该犯罪人的攻击并身受重伤。嫌犯希思被逮捕后，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向警方、检方和调查法官含含糊糊地承认他犯了前述罪行，并承认其对儿童有性兴趣。但不久之后，希思撤回了他的供述。希思的体貌特征与目睹惨案经过的妮可的小伙伴对犯罪人的描述不一致。妮可的小伙伴指称的犯罪人确定不是希思。犯罪现场提取的DNA与希思的DNA也不一致。但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认定希思为犯罪人，最高法院也驳回了希思的上诉。

　　妮可案的判决在荷兰引发了强烈反响，媒体和学者均对该案的事实认定提出了批评，认为希思不是犯罪人。但荷兰最高法院认为，根据荷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在出现足以改变原判决结论的新事实时，方可启动再审程序。该案没有新的事实，不符合再审条件。2004年，另一起刑事案件的犯罪人出人意料地招认，妮可的惨案系其所为，该犯罪人与妮可的小伙伴的指认完全一致，其DNA与妮可案中犯罪人遗留的DNA完全一致。显然，这些新的情况说明法院对希思的定罪是错误的。很快，荷兰最高法院释放了希思，启动了妮可案的再审程序。

　　妮可案的错判成为荷兰刑事司法中司法错误的一个典型事例。荷兰检察机关对该案进行了全面调查，评估警方和检方在该案中的工作，以防止错案的再度发生。该案的调查报告发布后，产生很大影响，并引发了改革荷兰刑事司法制度的讨论。

　　二、荷兰刑事法官在事实认定中的角色

　　妮可案的错判确定之后，该案的一、二审法院发表声明，强调该案的错误仅是一起个案。不能因为该案事实认定的不当而怀疑整个刑事司法制度，在刑事审判中仍然要靠称职的职业法官对事实加以正确的认定。

　　荷兰的刑事法律文化追求客观真实。荷兰刑事司法制度中，对事实的认定的主动性由法官主导。不像英美法系，通过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从而发现案件事实，认定事实的主动权属于控辩双方。在荷兰的司法实践中，事实的发现是案件主审法官的首要任务，法官在认定事实上具有能动的作用。法官应对被告进行调查，对证人进行询问。控辩双方虽然有权向被告人或证人提问或质疑，但只能在法官提问的基础上进行。开庭前法官已经阅读过卷宗，庭审时法官关注的是卷宗中尚未清楚的问题。荷兰法官认定事实靠的不是证据规则，而是法官个人的内心确信。辩方无权直接传召己方证人出庭作证，而必须请求检方或法官传唤己方证人。根据荷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考量是否准许辩方证人出庭的问题上，法官或检方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辩方在事实认定方面的作用无足轻重。

　　荷兰的刑事司法制度在客观上为法官发现事实制造了困难。根据荷兰法院的判例法，被告人在警方侦查阶段的供述可以在审判中作为证据使用。即使法官在审判中不传唤证人到庭作证，证人所做的证言也会被采信。传闻证据可以被采用。在刑事庭审时也不展示所有的证据，庭审的主要任务是确认警方在侦查阶段所做的工作。而这一确认工作主要是在侦查阶段的书面材料的基础上展开的。荷兰刑事诉讼法第344条第2款即明确规定：“单独建立在警方案件报告基础上的证据可以采信。”荷兰的刑事庭审是在卷宗的基础上展开的，法官很少问被告问题，也不传唤证人到庭作证。法官只是在总结警方的工作并时不时询问被告的相关辩解。因是之故，在荷兰的刑事司法中，法官在认定事实时不得不依赖警方和检方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刑事判决的质量取决于警、检方的工作质量。与其说是要对法官认定事实的能力有信心，还不如说要对警方和检方有信心。

　　三、荷兰检察机关和法院对妮可案的不同回应

　　在妮可案之后不久，荷兰检察机关针对该案成立了普茨姆斯调查委员会（以其主席弗里茨·普茨姆斯之名命名），调查范围限于警方和检方在侦查、起诉和提出证据阶段所犯错误。为了不损害司法的独立性，调查未涉及法院的工作。

　　审理妮可案的一、二审法院也在内部对该案的审理进行了调查，但调查结果并未公布。法院指出，之所以不公开调查结果，是因为荷兰的司法制度要求法官只能通过其判决表达观点。法院审理过程中的评议意见必须保密，只有评议结果可以通过法院判决公之于众。荷兰最高法院院长科斯滕指出，为了从错误的判决中汲取教训，秘密评议原则不能用来反对公众对已证明为错误的定罪的关切，应当通过增强公开性与明晰性来重获社会对刑事司法制度的信心。

　　相对于法院的保守态度，荷兰检察机关未回避问题，而是通过各种方法进行实质性的回应与沟通。荷兰检察机关就存在重大争议的刑事已结案件成立临时性的调查委员会，对侦查、起诉和提交证据阶段有无严重的工作纰漏进行评估，但无权就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是否犯有错误进行调查。2007、2008年，该委员会就社会高度关注的3起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发布了报告。第一起案件是一位女护士被控在医院里犯有7起谋杀（既遂）和3起谋杀（未遂），经法院审判后被定罪，判处终身监禁。第二起案件的被告被认定对儿童进行性虐待，并因此被定罪判刑。第三起案件的被告是一名护工，被认定犯有谋杀老人的罪行。这三起案件对被告人的定罪均存在疑问。委员会建议启动再审程序。第一起案件已请求提起再审，被告人在等待最高法院再审决定期间被释放。对这三起案件，原审法院均未就是否存在错误公开表态。法院的立场是一贯的：只要没有足以改变原判决事实认定结论的新事实出现，即不允许启动再审程序。

　　四、刑事疑难案件事实认定存在的问题

　　普茨姆斯调查委员会和后面三起案件的调查委员会均提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从中可以看出前述案件事实认定存在四个共同问题。

　　一是所有的案件均为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案情复杂。二是给被告人定罪的主要依据是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虚假供述，而被告人的供述均是在被捕后很短的时间内做出，无可以印证的其他证据。三是专家证言的认定存在困难。如在护士杀人案的庭审中，就医疗和用药问题，十余位专家到庭作证，专家的意见也各不相同。在专家都难以确认的事实面前，由法官认定事实存在困难。四是从刑事诉讼程序一开始，警方和检方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收集对被告不利的证据上，对于被告有利的证据没有开放的态度。

　　上述问题可以通过改革刑事诉讼程序得到化解。如刑事侦查阶段的虚假供述，如果允许被告人的律师在讯问时在场，则可以得到有效的防范。荷兰刑事诉讼法未赋予被告人和律师此项权利。从2008年夏季开始，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进行改革试验，警方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时，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可以参加，但又规定了许多限制。这些限制使得律师无法充分帮助被告人，因而律师界对这些限制多有批评。

　　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和法院经常需借助专家来对事实加以认定。如何评价专家的意见是事实认定的关键所在。律师、检察官、法官与专家清晰有效的交流是一项基本的要求。提问、回答与解释均应以清楚的语言进行，对于名词、概念等的不同解释应引起法官的高度警觉。应保证各方诉讼参与人及法官有充分的机会研究、质疑专家证言。以上这些方面均有待改进。

　　五、通过改革刑事再审程序纠正错案

　　为了纠正刑事错案，荷兰从两个方面对刑事再审程序进行改革，一是放宽提起再审的条件，二是增设针对刑事错案的调查程序。

　　荷兰传统法学观点认为，法律的确定性和司法权威性由受到严格限制的再审程序来确保。荷兰刑事司法实践中，严格的再审制度确实保护了生效的判决。持批评观点者认为，在设计再审制度时，不能仅以保障制度本身作为考量，而应着重考虑事实真相与正义，应当放宽再审的条件。2008年夏，荷兰提出了刑事再审程序的修改草案。因为实践中越来越多的案件事实认定借助于专家证人，一旦专家出错，判决的前提即不复存在。因此，草案规定，新的专家报告将构成刑事再审程序启动的“新事实”。草案还规定，若有新的证据来源（如一份报告或一本书），如果该证据来源在原审时被提交给法官则被告极有可能不被定罪时，可成为再审的事由。

　　新的法律草案允许最高法院及总检察官对生效刑事判决启动和主导调查程序。调查范围包括法院在认定事实时的错误。曾有人主张应当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决定再审程序的提起。但在讨论草案时，因为立法机关担心增设新的机构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官僚主义，否决了此种思路。草案采取的方案是：如果对生效判决的定罪事实存在合理怀疑但还不足以启动再审程序时，总检察官可自行或应被告律师的请求启动调查程序。该调查程序可以看成是启动再审程序的入口，使被告可在调查中进一步证实其怀疑。在收到调查申请后，总检察官就是否可以启动调查程序征询由律师、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对被告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则总检察官必须将该案提交咨询委员会讨论。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