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


关于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做好财政支持文化改革发展工作的通知

财教〔2012〕3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文化改革发展重要阶段召开的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从战略全局出发，全面总结了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了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扎实工作，健全和完善促进文化改革发展的财政政策保障机制，确保全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施落到实处。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加大财政文化投入力度，建立健全财政文化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各级财政部门在安排年度预算时，要认真按照中央要求，积极采取措施，努力调整支出结构，切实增加财政文化投入。各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公共财政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不含基本建设支出）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对预算执行中超收部分的安排，也要按照上述原则增加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预算，保证全年预算执行结果实现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提高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按照政府性基金管理规定，继续做好文化事业建设费和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征收、上缴、预算分配和使用管理等工作，完善相关管理办法。有条件的地方应研究采取相关措施，逐步增加彩票公益金用于文化事业的支出。
　　二、优化财政文化支出结构，加强重点文化领域经费保障
　　新增财政文化投入应重点向农村倾斜、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向民族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体倾斜、向改革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加强重点领域经费保障。
　　（一）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把主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公益性文化活动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建立完善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运行的长效机制。要促进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以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为重点，支持深入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扩大覆盖、消除盲点、提高标准、完善服务。中央、省、市级财政要设立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对村级公共文化设施设备更新维护和开展农村文体活动按照一定标准予以补助，并对成绩突出的地方予以奖励。继续支持推进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支持改善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条件，丰富市民业余文化生活，引导企业、社区积极开展面向农民工的公益性文化活动。要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二）支持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涉及国家和民族全局性利益，中央财政将进一步加大投入责任，大幅增加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投入，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增加投入，支持文化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移动文化保护、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力推进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等。要重视加强文物安全工作，消除文物安全隐患。支持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推进文化历史资源数字化。
　　（三）支持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和对外文化传播。设立“国家文化发展基金”，扩大有关文化基金和专项资金规模，鼓励和引导优秀文化作品创作和人才培养，支持收藏和推介优秀文化作品。地方财政也要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加大对优秀剧节目创作和重点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投入，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要支持提高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支持重点媒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
　　（四）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加扶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支持文化体制改革重点企业发展，落实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鼓励有实力的文化企业跨地域、跨行业经营和重组，推动文化产业技术改造和升级，努力发展新媒体和新的文化业态，培育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
　　三、创新财政投入和管理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遵循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坚持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不断创新财政文化资金管理和投入方式，努力探索财政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途径、新办法，进一步增强财政文化投入的有效性、激励性和引导性，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一）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方式。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通过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等政策措施，鼓励包括民营文化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类文化机构参与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文化事业，逐步拓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渠道，促进文化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的多元化。
　　（二）创新财政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方式。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通过项目补贴、贷款贴息、保费补贴以及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等，引导和带动金融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本投入文化产业，搭建文化产业发展投融资平台。鼓励扩大文化消费，有条件的地方要为困难群众和农民工文化消费提供适当补贴。
　　（三）创新财政投入管理方式。建立健全财政投入激励约束和绩效管理机制，把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作为财政投入的重要依据。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和制度建设，完善支出定额标准体系，规范专项资金申报、审核和拨付管理，提高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的规范性和安全性。财政设立的各项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应当随着文化改革发展形势和绩效评价情况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
　　四、落实完善各项扶持政策，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要求，科学界定文化单位性质和功能，分层次、分类别实施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在重点领域取得新进展。
　　（一）稳步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支持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探索实行绩效评估考核结果与财政投入挂钩办法，促进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支持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重要新闻媒体完善管理和运行机制，不断增强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活力。推动一般时政类报刊社和重点文艺院团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鼓励其在面向群众、面向市场过程中发展壮大。落实鼓励社会捐赠和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公益性文化事业。
　　（二）支持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继续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在资产和土地使用、处置、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人员分流安置、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有力保障，并按照中央规定将扶持政策执行期再延长五年。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推动已转制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
　　（三）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对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强政策衔接，鼓励和引导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促进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源有机对接。落实鼓励文化产业研发和高新技术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推进文化和科技相互融合，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实施鼓励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出口退税和营业税政策，引导文化企业开拓国际文化市场。
　　五、建立健全新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不断壮大文化建设整体实力
　　在进一步巩固和完善非经营性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的同时，建立健全经营性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切实加强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管理，促进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一）建立完善经营性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按照政府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相分离的原则，结合经营性国有文化资产的特殊性，完善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完善以资产关系为纽带的经营性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系。
　　（二）切实加强国有文化资产监管。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性国有文化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及出租、出借行为，细化和完善有关审核流程，明确审核原则与审核依据，不断提升监管的信息化水平。加强国有文化企业转制过程中的资产监管，做好转制单位清产核资结果审核、资产评估备案、产权登记等资产管理基础性工作。开展国有文化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等工作，落实负责人经营管理责任。加强兼并重组、重大投资等重大事项管理，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三）推动国有文化资产优化配置和结构调整。加快推动文化领域结构调整，盘活存量，优化增量，合理配置文化资源，积极鼓励和引导国有文化企业组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企业集团。加快国有文化企业合并、重组、股改和上市步伐，努力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发展格局。
　　（四）逐步将国有文化企业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加强文化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管理，逐步将国有文化企业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支持国有文化企业做大做强，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六、加强组织领导，确保财政支持文化改革发展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各级财政部门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把支持文化改革发展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统筹协调，加强督促检查，扎实做好财政支持文化改革发展各项工作。要加强与党委宣传部门和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的沟通协调，结合本地实际，紧紧围绕地方文化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调研，进一步摸清情况、总结经验、分析形势、查找问题、理清思路，科学合理制定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等各项财税政策，出台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措施。要密切跟踪分析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完善财政政策措施，推动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

　　　　　　　　　　　　　　　　　　　　　　　　　　　　 　 财政部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支出”和“付出”
?--------关于一起袭警抢劫案的冷思考

康岸桥


持刀挟持并伤害出租车司机、劫持出租车、抢劫现金及高值易套现财物，甚至公然拒捕袭警……这是2003年5、6月间在兰州市城区频频作案的犯罪嫌疑人梅军、齐涛的罪恶“表演”，他们的演技虽然不算高超，但却给金城出租车业带来了恐慌和不安全感。作为出租车司机被抢劫案件的主侦部门，兰州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的领导对这些案件非常重视，责成刑侦大队限期破案，分局督办，刑侦大队当即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迅速展开了工作。经过齐心协作、不懈努力，几番波折，专案组终于在7月22日、25日分别将齐涛、梅军抓获，进而破获此类案件数十起，不仅狠狠地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也给出租客运行业创造了良好的治安氛围。
歹徒虽然已被绳之于法，但是通过综合分析本案的侦破过程，我们不难看到，相对于破案的收益来说，我们的侦破成本结构的不合理和反常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妨导入这样一个公式：实际侦破成本＝必然成本+额外成本+偶然成本，必然成本包括侦查部门为侦破案件必须耗费的最低限度的人力、物力和社会资源的总和，是破案的必要条件，可简称为“支出”；偶然成本是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由于意外、不可抗力、工作失误、自身素质及其它偶然因素的出现和发生而造成的损失；额外成本则是指由于偶然成本的出现，为弥补损失而耗费的人力、物力和社会资源的总和。偶然成本和额外成本的总和可简称为“付出”。一个理想的侦破成本结构中，“支出”趋近于最低必要限度，“付出”则应趋近于0。而在一个较为合理的实际侦破成本结构中，“支出”＞“付出”，二者都应在必要和合理的限度之内。在本案中我们不难看出，“付出”远远大于“支出”，造成不合理的破案成本支出，也正是本案一波三折的内在原因和主要原因。不妨让我们深入本案的侦破过程中去，看看这种反常的、不合理的侦破成本结构是如何具体形成的。
专案组在研究分析了这一系列抢劫案的特性和共性之后，果断串并案，并制定实施了侦查方案，一、在易发案地及租车地、抛车地进行走访、摸排；二、带领受害司机在这些地段进行寻找；三、对被抢劫的赃物进行监控，尤其是手机。但是，这些工作尽管做得很扎实，量也很大，面也很广，案件的侦破却并无进展，相反，在这期间，仍有案件在不间断地发生。6月20日晚又连续发生了两起案件后，专案组根据案犯作案的时间规律，经过反复勘查地形，制定了守候抓捕方案：确定四个守候点，一个流动巡逻点，每点四名干警，时间定在了6月26日晚。当晚，在局领导和大队各位领导的统筹布署下，大规模的守候行动开始了，刑侦大队全体干警全部都参加了这场战斗。自晚22时30分开始，守候至27日凌晨0时30分许，这二名劫匪果然又租了一辆车来到“三五一二”厂西大院巷道内抢劫，正在这二人已将司机控制住准备将车劫走时，在此巷道内的守候小组尤如神兵天降，将这二名劫匪堵在了车内。如果此时就顺利把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那么此案的“支出”和“付出”都是在可接受的合理范围内，实际侦破成本结构还是趋于合理的。
也许是胜利来的太突然，让守候民警放松了警惕，违反了查缉战术的操作规程，将二犯罪嫌疑人堵在车内，坐在司机座上的犯罪嫌疑人梅军用花言巧语麻痹了民警，突然开门夺路而逃，而在助手座的另一犯罪嫌疑人齐涛利用民警分神的一瞬间，也冲开了车门准备逃跑，但守候在另一侧车门的民警反应机敏，将他一把揪住，齐涛手持利刃捅向民警，民警反应机敏向后一躲，刀捅在了下巴上，齐涛趁机一脚踹倒民警后也逃之夭夭。突然的变故加上专案指挥员对守候安排考虑不尽周密，点与点之间失去联系，互相不知道对方的确切位置，造成梅军、齐涛二人袭警逃跑后各守候点一片混乱。由此可知，偶然成本的产生正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失误，包括①、指挥者对现场紧急状态出现的准备不足、仓促应战和顾此失彼；②、守候民警错误的判断和明显失误的缉捕战术实施；③、接应守候民警接受指令不明造成配合失误。而这三点失误的深层次原因还得从自身素质的养成和发挥上好好挖掘。
这次抓捕虽然没有成功，但却让狐狸露出了尾巴。齐涛在逃跑时慌不择路，将手机掉在了现场，这便使专案组由此查清了2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手机的主人叫梅军，27岁，无业；其同伙叫齐涛，23岁，无业。梅军、齐涛二人也被突如其来的抓捕吓了一跳，当发现梅军的手机丢失后，二人感到大事不好，立即决定各自逃命，互不联系。专案组将两人的所有社会关系，公秘结合，或直接见面，或隐蔽监控。根据对二人的家庭及社会背景的了解，专案组分析齐涛已经外逃，而梅军既没钱，外地也无任何社会关系，他无力外逃，便把抓捕重点放在梅军身上，对齐涛专案组实行秘密监控而不惊动，给他以风平浪静的假象，诱其露面。果然，就在紧锣密鼓地对梅军追捕时，外逃20余日的齐涛开始探听风声，专案组对齐涛的关系人作了深刻细致的工作，向其申明利害，其表示愿配合我工作。在得到关系人一切正常，安然无恙的信息后，齐涛于7月21日返回了兰州，藏在了海石湾其姐齐波处，并与关系人取得了联系。专案组立即赶赴海石湾，在经过一昼夜艰苦的搜寻后，于7月22日中午在齐波家附近将惊魂未定的齐涛收入囊中。而此时的梅军，已被专案组追得如丧家之犬一般，凡是他所认识的人，凡是他去过的或可能要去的地方，专案组都一一找到，他不敢回家，不敢找朋友借钱，不敢在大街上行走，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专案组通过对梅军性格及爱好的分析，利用其喜好上网与异性聊天的嗜好，不定期在网络聊天室搜索。7月25日下午，当专案组干警以“小美女”的女孩网名出现在聊天室时，梅军也以其曾用过的网名“小可”进入，并与“小美女”聊了起来，“小美女”一面继续“温柔”地与其在网上周旋，一面立即安排人查寻其所在。就在“小可”与“小美女”聊得正酣时，抓捕干警在渭源路一网吧内将“小可”—－梅军抓个正着！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复述两犯罪嫌疑人落网的过程，就是想阐明先前提出的观点：偶然成本引发额外成本。而此案侦破的额外成本中不仅包括常规侦查手段（如调查、访问、排摸、守候等）的使用，还包括刑事特情等秘密侦查手段的使用，以及还使用了大量的技侦手段，如外线（931）、话侦（933）甚至还包括高科技手段—网络IP地址监控，至于对人力、物力和其它社会资源的耗费，更是无法具体量化。好在此案中的“付出”并没有白费，否则如果造成侦查收益值为0（比如犯罪嫌疑人未缉捕归案），那么就真是有愧于人民公安的称号，难以自诩执法为民了。
那么如何做好侦破成本控制，提高破案收益呢？从根本上讲，必须优化成本结构，也就是说，一定要使必然成本降至最低需要，使偶然成本趋近于0，尽量避免额外成本的出现和剧增。而侦破成本结构的优化，在实际操作上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
1领导的支持和优势警力的倾斜。比如本案的破获从根本上讲就是市局和分局两级党委的领导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的结果，市局领导多次过问，分局局长金宽忠、政委郭佼定每日都关注案情进展，并亲自参加专案会议，制定侦查策略。主管刑侦的副局长石兰生发出了“此案不破，绝不罢休”的誓言，和专案组的同志们同甘共苦，并肩作战，连续奋战两月有余。专案组同志们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建立了二十四小时快速反应机制，随时有情况，随时出动。正是这种精诚所致，金石为开的高尚的敬业精神，使专案组克服了重重困难，将案件侦破。连梅军都发出感慨：“我想着你们抓几天抓不住我也就罢了，可没有想到你们如此执着，我被你们追得已是走投无路了”！
2打破区域、警种限制，集中优势兵力脚踏实地开展基础工作。以本案为例，由于梅军和齐涛的社会关系众多，人员复杂，专案组人力有限，所以大队领导高瞻远瞩，宏观调控，将刑侦大队专案组以外的其他力量投入到大面积的排摸，守候等工作中。实践证明没有这些烦琐的基础工作，破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3民警个体综合素质的完善和提高，比如良好的战术素养和专业素质、较为完善的知识智力结构、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道德修养等等。
4适时、正确、依法使用各种公开和秘密的侦查手段和措施，做好与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