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立东 吉林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法人分类模式 职能主义 结构主义
内容提要: 法人分类模式有“职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之别，《民法通则》采“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根据法人在国家构想的社会整体结构中担当的职能，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这种分类模式渊源于我国法人制度立法的问题意识、立法之时面对的具体问题以及法律科学的发展水平，无法实现其意欲的分类目的，不能解决法人制度真正面对的问题，也无法为法人制度立法提供有效支架。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回归“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并以其为主轴设计民法中关于法人制度的规则。


引言

法人分类模式是法人制度的制度枢纽和法人制度立法的支架，各法域的民法典多以法人分类模式作为设计法人制度的逻辑线索。形式上，法人分类模式的立法选择决定着法人制度立法的结构和格局。实质上，区分标准的选取，会决定类型化的结果是否能适当达到所欲达到之目的。一个法学较落后的地方，其法律的适用之所以不能适当达到规范目的，主要常肇因于在设计制度时，拟负荷上去的功能没有处理好[1]。{1}70。法人分类模式决定着法人制度的制度取向和制度容量，其中分类视角的选取和分类标准的抉择直接限定了法人制度的宗旨以及为实现这些宗旨而预设的功能配置。

学理上，关于民法典法人的分类，是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或者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或者沿用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的分类，也成为争议颇大的问题。{2} 6-7徐国栋教授主持起草的《绿色民法典草案》采取了将私法人分为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分类模式[2]。梁慧星教授课题组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则推出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模式[3]，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沿用了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的分类模式[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依然沿袭了《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的四分法式分类模式（第三章法人从第45条到57条计13条），但立法机关也清醒地认识到法人分类是起草民法典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远未形成定于一尊的成熟方案[5]。对此，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部分作何选择，是当下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本文首先将法人分类模式类型化为“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和“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然后分析立基于“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法人制度满足民法对于法人制度之期待的有效性以及此种分类模式满足法人分类之于立法意义的有效性，进而检讨此种分类模式得以生成的根源，并提出关于我国民法典法人制度应回归“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立法建议。

一、法人分类模式的类型化分析

以法人在国家构想之整体社会结构中所承担的国家为其分配的职能作为分类标准的法人分类模式，可以称之为“职能主义的法人分类模式”。这种分类模式的核心是：以实现国家对法人的管制为制度宗旨，以国家与法人间关系为背景，从外在于民事主体互动的纵向鸟瞰视角界定立法面对的问题及问题的解决思路[6]，即使是民法上的法人制度，其首先要满足的是国家对不同类型法人的职能定位得以实现，法人被想象为一个融洽无间、各亚利益群体各得其所、没有内部利益冲突的桃花源式的集体，作为制度利用者的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引发的民事主体间利益冲突的裁断则被这种分类模式所遮蔽，而无法纳入法人制度的视野。

前苏联的民事立法是这种分类模式的典型实践，在前苏联，各种类型法人的区别是由所使用的财产的所有制性质、各组织所担负的任务和职能的特点以及领导它们活动的方法的区别决定的。{3} 146根据《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第11条，法人包括：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具有国家拨给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并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国家企业和其他组织；由国家预算拨付经费的，本身有独立的预算的，其领导人有权支配信贷借款的（法律有规定的除外）国家机构和其他国家组织；由其他来源取得经费的，本身有独立的预算和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国家组织；集体农庄、跨集体农庄的组织、其他合作组织、社会组织和它们的联合组织；而在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立法规定的情况下，还包括这些组织及其联合组织所属的具有独立的财产和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企业和机构；国家和集体农庄合办的组织以及国家和合作社合办的其他组织。{4}9

我国《民法通则》第三章关于法人的规定也采用了这种分类模式，该章共分为四节，即一般规定；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7]；联营。可见，《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包括两类，一类是企业法人，另一类是机关（包括部队）、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5}24民事立法将企业法人与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作为相互对举的存在，企业是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就其职能而言[8]，在于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等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9]。与企业法人对应，根据相关立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均为非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其职能不在于从事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同时，立法也未涉及法人的成员和组织机构等组织法的问题。可见，就法人类型而言，首先映入立法者眼帘、并为立法者看重的是在国家构想的社会整体结构中法人是否具备从事盈利性活动的职能，我国民事立法以是否主要从事盈利性活动作为法人的分类标准，并以此为逻辑线索安排法人制度立法的结构。观察法人是否可以从事盈利性活动，是立基于国家的视角，着眼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把法人假想为一个融洽无间的个体，立足于法人外部界定其职能的作业，这一观察视角也折射了立法者对于民法上之法人制度寄予的功能期待。由此可以解读出，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为了直接实现国家对社会结构的总体构想，以管控法人的行为为制度宗旨，根据国家对不同法人类型的职能预期，以法人是否具备从事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的职能[10]，即是否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获取经济利益作为法人分类的标准，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

与“职能主义的法人分类模式”形成对照的是“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此种分类模式着眼于法人制度提供的、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制度结构，即法人内部各亚利益群体的互动结构。这种分类模式的要义是以满足私人互动需要、为私人互动提供制度支援为制度宗旨，以当事人间的互动关系为背景，从内在于民事主体互动的平面化内在视角界定问题的所在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基于此，作为私法之组成部分的法人制度要解决的问题是：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如何裁断因利用法人制度而引发的利益冲突，而非国家对于法人之职能定位的实现。法人制度作为法技术工具，应提供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法人类型、明确民事主体在其利用法人结构中之法律地位、法人的意思如何形成、如何对外表达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它们所面对的利益冲突的解决之道。

《德国民法典》是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传统代表，这种传统大陆法系法人制度，首先在性质上将法人区分为公法人与私法人，并以私法人作为民法规范的对象。在私法人内部根据法人的成立基础及由此带来的法人意思形成和表达机制的不同，将私法人分为社团和财团，并以此为逻辑线索，设计民法典中的法人制度安排。而《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则另辟蹊径，其第48条以法人发起人（参加人）对法人独立财产的权利性质为分类标准，将法人分为三类：商合伙和商业公司、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属于其参加人对其财产享有债权的法人；国有或自治地方所有的单一制企业，属于其参加人对其财产享有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法人；社会团体和宗教团体（联合组织）、慈善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法人的联合组织（协会和联合会），属于其发起人（参加人）对之不享有财产权利的法人。{6} 24

由此可见，两种分类模式类型的分野集中体现为在法人分类标准上的分道扬镳，这渊源于观察法人制度的不同视角。由此决定了法律的制度宗旨及所界定的问题和选取的解决问题的思路等方面的泾渭分明，基于此形成的法人制度的功能负荷则大相径庭，法人制度的制度容量也迥然有别。

二、“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适应性分析

（一）“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无法实现其意欲的分类目的

以我国现行法人制度立法为分析对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追求在于：从国家的视角出发，立足于国家目的的实现，明确法人的职能、框定法人的行为类型，从而使法人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的方式各自安分守己履行其应向国家承担的职能。按照这种分类模式的预期，企业法人可以而且主要从事盈利活动，而以党政机关为主体的非企业法人则不能进入市场从事盈利活动。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赋予企业法人地位以解决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能够凭藉禁止党政机关经商以应对由政企不分和权力商品化而产生的腐败问题。由此，法人制度不是民事主体可以自主选择适用的法律结构，而成为国家管控民事主体结社需求的基本管道。

即使立法者的上述目的无可置疑[11]，问题还在于“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对于该目的的实现亦无所助益。其原因在于：无论我们多么强调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无论我们的民法多么需要具有中国特色，但没有一个执法机关主动推动民法的实施却是各国民法共同的选择。没有执法主体，只能依靠当事人的主动援引和法院的被动裁判实施，构成了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民法区别于以行政法为代表的公法之重要特征。在实施机制上，没有主动的执法主体既是民法的自身规定性使然，也决定了民法功能的限度。依职能对法人进行分类，意在实现国家对法人行为的管控，但国家与法人之间的关系纵然重要，立法也必须关心，民法固有的实施机制却决定了试图通过民法实现这一目的，只能是徒劳之举。

首先，“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非民法之所务。现代人把国家看成一种人们在从事自利活动中所必须要的工具。国家制定的规则使得它能更好地让大家实现自利的目的。就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乃是替人民办事的工具，而不是教育人民的机构。{7}134在民法的世界里，国家只是服务于民事主体的自利行为，没有独立于当事各方的自己的目的，作为私法的一般法，因民法所发生的，不是对国家的遵守义务，即使违反私法，亦不是违反对国家的义务，因而国家不但不加之以处罚，且不直接干预其事。{8}35由于民法没有、也无需一个主动的执法主体代表国家推动它的实施，其实施只能诉诸于民事主体的主动援引，因而，立足于对制度实效的考虑，民法只能从民事主体之间、而不是民事主体与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之角度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尽管民法上有法人“营利性”的问题，但却无法人“盈利性”的问题，或者说“盈利性”是与民法无关的问题。法人“营利性”的问题意识，仅存在于民事主体之间，即法人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国家与民事主体之间，关涉的是法人所得盈利是否可向社员分配，而不牵涉自国家的角度法人是否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即使非营利法人也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国家当然需要、而且也应该管制法人经营性行为，规定哪些法人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但自国家与法人的关系角度管制法人的行为不在民法的调整旨趣之内，而属于国家与法人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范畴。

其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为民法无力担当。民法主要通过民事主体的主动利用、特别是私人将纠纷诉诸法院推动法院裁判的方法得以实施。如果没有执法主体的主动管制作为手段或威慑，没有人会主动寻找并接近一种管制，这样的管制即使存在于正式制度之中，也无法从纸面走进生活，成为对人们行为具有现实约束作用的制度。由此为法院裁判、而不是为行为管制提供准则，就必然成为民事立法的核心关照。启动民法的实施主体是民事主体，民法只能着眼于行动于法人内部的出资者、管理者等亚利益群体之间以及法人与这些亚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即设计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法人类型、明确民事主体在其利用法人结构中之法律地位、法人的意思如何形成、如何对外表达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它们所面对的利益冲突的解决之道，才能发挥预期的功能。因此，“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追求乃是对民法功能的不恰当期待，虽在民事立法上加载了实现国家对法人行为之管控的追求，但这为民法力所不逮，通过民法实现这一目的只能是立法者一厢情愿的幻想。由于未关注民事主体对法人制度的利用，没有为民事主体设立团体以及解决因加入团体而引发之新问题提供制度支持，这样的制度自然无法为民事主体所利用，甚至成为与民事主体无关的制度，纠结于国家与法人间的关系必然导致法人制度的无力性。民法特有的实施机制决定了民事主体的自主利用为其实施所不可或缺，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国的法人制度为何如此欠缺实效性，无怪乎实践中鲜有法官援引《民法通则》中的相关规则裁判民事主体间的纠纷[12]。

再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已为我国的法人制度实践所否证。无视现实地限制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尤其是财政差额拨款、甚至没有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从事经营行为不切实际。事实上，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作为事业单位的各出版社、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单位因其从事的活动被视为经营性活动，而均须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作为其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许可。此外，经费上实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或企业化经营，如城市规划设计院等，主要从事经营性活动，也要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获得营业许可。

（二）“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不能解决法人制度真正面对的问题

民法是私法的一般法，以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为调整领域，调整的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社会关系。现代社会的兴起，使得经济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政府的功能只是制定一些人们以私人身份从事经济活动时必须遵守的规则。{7}134民法又是社会的法，其核心内容是解决私人利益冲突的技术机制，而不是国家引导民众追求和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民法规范下的秩序是作为调整私人行为之规则运作的结果，而不是法律设计和事先确定好的。国家只确定游戏规则，不关心游戏结果。以国家在道路交通领域的公共服务类比，如果国家也行使类似职能，则仅制定道路交通法规、确定道路交通规则，而不具体要求人们行走的线路。

作为民法之组成部分的法人制度应该着眼于民事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从这一视角出发，法人制度真正需要直面的问题是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可能出现的、其个人过往不曾遇到的利益冲突。具体言之，真正直面问题的法人制度应该专注于回答以下问题：法人成员的标准、法人意思的形成及表达（法人的治理结构）、法人与其成员、成员之间的关系，为民事主体利用法人制度提供前提，为法官裁判民事主体因利用法人制度而发生的纠纷提供准则。

“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目的在于为了国家的目的管制法人的行为方式，是国家站在外在于法人的角度，为了管制法人行为而进行的分类，其问题意识存在于国家和法人之间。因此，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这些只有聚焦于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作平面化分析而非纵向鸟瞰才能观察到的问题无法为“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所关注，更无法成为问题的核心。这种问题意识直接导致该分类模式具有浓重的身份色彩[13]，其设计的法人类型并非着眼于民事主体利用团体结构的需要，而是着眼于国家对社会整体结构的安排，因此，一方面在此分类模式下，不是民法规定的所有法人类型均可为民事主体所利用，只有拥有特定身份的主体才能设立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某些社会团体法人也须有特定身份的人才能发起。另一方面，民事主体可能形成的团体形态无法嵌入法人制度中，而获得明确的法律地位，团体的法律地位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村农民集体、业主委员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和足球协会、汽车俱乐部、民办学校等非企业法人无法根据《民法通则》取得明确的法律地位。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2010年6月2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评估与考核等活动。

　　本条例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是所辖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行政领导机关。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对下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必要时可派出工作组。

　　中央直属驻粤有关单位应当依照法定职责，根据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的要求，予以配合和支持。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予以配合和支持。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统一领导、综合协调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开展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主任由本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相关部门、驻地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和中央直属驻粤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

　　各级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专项应急指挥机构，按类别组织、协调和指挥同类别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专项应急指挥机构接受本级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的领导。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本级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日常工作。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专业应急指挥机构建设。省突发事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成员单位应当设立应急管理办事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或者确定应急管理办事机构，建立健全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

　　第六条 各级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及其成员单位、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应当根据需要成立应急管理专家组，建立健全专家决策咨询制度。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各级财政的预备费应当优先保证应对突发事件的需要。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扶持政策和优惠措施，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相关机构等开展公共安全技术理论研究，开发用于突发事件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的新技术、新设备和新工具，促进应急管理教学科研一体化。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应急管理区域合作，建立健全应急管理联动机制。

　　第二章 预防与应急准备

　　第十一条 本省根据国家规定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完善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省人民政府负责统筹各级、各类应急预案，加强对应急预案的管理。

　　第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负责制定省总体应急预案，组织制定省专项应急预案，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制定本部门省级应急预案。

　　市、县人民政府参照省制定预案的做法，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结合本行政区域实际，制定应急预案；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所在地人民政府的指导下，制定相关应急预案。

　　企业事业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单位应急预案；重大活动主办单位、公共场所经营或者管理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具体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制订单位应当根据应急预案制定应急操作规程。

　　第十三条 应急预案应当结合实际情况适时修改、完善，保障其可操作性。

　　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应急预案每两年至少研究修改一次，其他应急预案每三年至少研究修改一次。

　　第十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调解处理可能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矛盾纠纷。

　　第十五条 所有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定期检查本单位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掌握并及时处理本单位存在的可能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问题，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对本单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和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的情况，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必要时可以依托本地消防队伍建立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

　　交通、通讯、电力、供水、供气、医疗和其他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以本单位职工为主体的应急救援队伍。高危行业企业应当建立专职或者兼职的应急救援队伍。

　　应急救援队伍应当具备专业的应急救援知识和技能，配备先进和充足的装备，提高救援能力。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以及专项应急组织机构应当加强对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开展面向社会的公共安全知识宣传、普及、教育活动，增强全民的公共安全和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等能力，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对突发事件的作用。

　　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其他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组织社会公众和本单位人员开展应急演练和应急知识普及活动。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应急志愿者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负责统筹、协调和指导应急志愿者队伍的招募、培训、演练、参与应急救援等活动。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自本条例实施之日起一年内制定。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行政决策和应急管理工作决策的风险分析制度。上级行政机关要求下级行政机关提供重大决策事项、重大建设项目等风险分析报告的，下级行政机关应当提供。

　　县级以上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应当建立公共安全形势分析会议制度，由主要负责人主持会议，定期对公共安全形势进行分析，提出应对的建议和对策。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定期对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排查、登记。下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危险源、危险区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情况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并按照国家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定期对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危险源、危险区域的信息数据库，定期更新并分析相关的信息数据。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负责建立全省应急平台体系和统一的数据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本行政区域应急平台和统一的数据库，并纳入全省应急平台体系。

　　全省应急平台体系承担突发事件的监测监控、预测预警、信息报告、综合研判、辅助决策、指挥调度、异地会商、事后评估等功能。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应急避护场所建设纳入本级城乡建设规划，统筹安排应对突发事件所需的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明确应急避护场所的管理单位，在应急避护场所设置统一、规范的明显标志，储备必要的物资，提供必要的医疗条件。

　　应急避护场所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对应急避护场所的维护和管理，保证其正常使用。

　　第二十三条 本省按照统筹规划、分级负责、统一调配、资源共享的原则，建立省、市、县三级应急物资保障系统，完善重要应急物资的监管、生产、储备、更新、调拨和紧急配送体系，并根据不同区域突发事件的特点，分部门、分区域布局省级应急物资储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应急物资储备运输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日常工作由经信部门负责。

　　第二十四条 发展改革、经信、民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储备重要物资及基本生活物资。专业应急部门负责储备本部门处置突发事件所需的专业应急物资和装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储备应急物资应当征求本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意见。各地、各有关部门物资储备情况应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或者同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备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引导社区、企业事业单位和家庭储备基本的应急自救物资和生活必需品。

　　第二十五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提供物资、资金、技术支持和捐赠。

　　民政部门、红十字会向社会公开募集、接收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所需要的物资、资金和技术支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捐赠款物等的来源、数量、发放和使用情况，并邀请捐赠代表参与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监察、审计部门对捐赠款物的拨付和使用等情况进行监察和审计，并及时向社会公开监察和审计结果。

　　第二十六条 鼓励保险公司开展产品和服务创新，为处置突发事件提供保险服务。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商业保险和参加互助保险，建立风险分担机制。

　　第二十七条 新闻媒体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对突发事件进行及时、客观、真实的报道，无偿开展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自救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

第三章 监测与预警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托应急平台体系，建立统一的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系统，形成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快速反应机制和舆情收集、分析机制。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上级人民政府报送突发事件信息。较大以上突发事件发生后，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应当在两小时内将突发事件信息上报省人民政府，并向相关市人民政府通报。

　　敏感性突发事件信息，不受突发事件分级标准限制，发生地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上报省人民政府。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员制度，聘请新闻媒体记者，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社区（乡镇）卫生院医生，企业安全员，学校负责安全保卫的教职工等担任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员。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悉突发事件信息，应当立即通过报警电话等各种渠道向当地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指定的专业机构报告。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突发事件监测体系，配备必要的设备和设施以及专职或者兼职人员，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监测。

　　第三十一条 能够预警的突发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向社会公开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相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通报。

　　第三十二条 本省通过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统一发布突发事件预警信息。

　　二级以上预警信息，由省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根据省人民政府授权负责发布；三级预警信息，由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授权负责发布；四级预警信息由县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授权负责发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单位启动应急响应后根据需要和相关规定发布专项预警信息。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有线广播、宣传车等，采用公开播送、派发传单、逐户通知等方式发布预警信息。对老、幼、病、残等特殊人群和通信、广播、电视盲区以及偏远地区的人群，应当采取足以使其知悉的有效方式发布预警信息。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接到预警信息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御工作，避免或者减轻突发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损害。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接到预警信息后，应当配合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第三十四条 发布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事态的发展，按照有关规定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及时更新发布预警信息。

　　上级人民政府认为下级人民政府发布的预警信息不恰当的，应当责令下级人民政府改正或者直接发布有关预警信息。

　　有事实证明不可能发生突发事件或者危险已经解除的，发布预警信息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在原公布范围内宣布解除警报，终止预警期，并解除已经采取的有关措施。

第四章 应急处置与救援

　　第三十五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针对突发事件的性质、特点和危害程度，组织有关部门，调动应急救援队伍和社会力量，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急措施进行处置。

　　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并立即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事发地县级人民政府不能消除或者不能有效控制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的，应当在采取先期处置措施的同时，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组织处置。

　　突发事件由上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组织处置的，事发地人民政府应当做好先期处置和协助善后工作。

　　第三十六条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实行现场指挥官制度。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设立现场指挥部，派出或者指定现场指挥官，统一组织、指挥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现场指挥官有权决定现场处置方案，协调有关单位和部门的现场应急处置工作，调度现场应急救援队伍。各有关部门、单位、公众应当服从和配合现场指挥官的指挥。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实施应急征用，应当向被征用的单位或者个人签发应急处置征用令并做好登记造册工作。征用令包括征用单位名称、地址、联系办法、执行人员姓名、征用用途、征用时间以及征用财产的名称、数量、型号等内容。被征用的单位或者个人拒不执行应急处置征用令的，征用执行人员在情况紧迫并且没有其他替代方式时可以强制征用。

　　被征用的财产使用后，实施征用的人民政府应当返还被征用人。单位、个人的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实施征用的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第三十八条 救灾物资的紧急采购由采购单位自行组织，各级集中采购代理机构协助配合。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有两家以上的，按照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只有一家供应商的，可以直接确定其为应急采购的供应商。

　　监察、财政、物价部门应当派员监督救灾物资的紧急采购。

　　第三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全省应急交通运输综合协调机制。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部门应当确保救援人员和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救援物资、救援设备优先运输。

　　处置突发事件期间，配备由省人民政府制发的应急标志的应急处置工作人员和交通工具可以优先通行。突发事件的威胁和危害得到控制或者消除后，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收回应急标志。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应当加强价格监管，从严惩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和制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应当简化财政资金的审批和划拨程序，保障应急处置所需资金。

　　第四十二条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提供食品、饮用水、医疗和住所等基本生活保障。在灾民临时安置场所设立基本生活保障和心理干预服务站点，配备必要的公众信息传播设施。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建立健全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制度。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

第五章 事后恢复与重建

　　第四十四条 突发事件发生地或者受影响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恢复重建规划，制定救助、救治、康复、补偿、抚慰、抚恤、安置和心理干预等善后工作计划，有序开展恢复重建工作。

　　第四十五条 突发事件的威胁和危害得到基本控制或者消除后，宣布启动应急响应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宣布结束应急响应，停止执行应急处置措施，同时采取或者继续实施疫病防治、疫情或者灾害监控、污染治理、宣传疏导以及心理危机干预等必要措施，防止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的次生、衍生事件，防止重新引发社会安全事件。

　　第四十六条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尽快组织修复被损坏的通信、交通、供电、供水、供气和医疗等公共设施。

　　第四十七条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采取突发事件应对措施，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自本条例实施之日起一年内制定。

　　第四十八条 突发事件发生地受灾人员需要过渡性安置的，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实际情况，做好安置工作。

　　过渡性安置点的规模应当适度，并应当设置在交通便利、方便受灾人员恢复生产和生活的区域。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在过渡性安置点采取相应的防灾、防疫措施，建设必要的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保障受灾人员的安全和基本生活需要。

　　第四十九条 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公民应当服从人民政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所属单位的指挥和安排，配合人民政府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积极参加应急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工作。

　　第五十条 突发事件对事发地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损失评估情况和有关规定，依法给予费用减免、财政资助等政策扶持，组织提供物资和人力等支持。

第六章 评估与考核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纳入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和有关负责人年度绩效考核范围，建立应急管理工作相关指标体系，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自本条例实施之日起一年内制定。

　　第五十二条 应急响应结束后，突发事件发生地和受影响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进行调查评估，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发生较大以上突发事件的，负责处置工作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或者有关应急指挥机构应当将调查评估情况报告省人民政府。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执行有关应急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监督检查。

　　第五十四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对下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工作进行专项监督检查和考核。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法律、法规已经规定法律责任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拒绝或者拖延执行所在行政机关或者上级行政机关有关应对突发事件的决定、命令的；（二）迟报、谎报、瞒报、漏报突发事件信息的；（三）玩忽职守导致突发事件发生或者危害扩大的；（四）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应急专项资金、物资的；（五）突发事件发生后采取违法手段歪曲、掩盖事实逃避法律追究，或者包庇对突发事件负有责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七条 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涉及事项，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省人民政府可以作出规定。

　　第五十八条 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突发事件时，根据国务院要求或者实际需要，由省人民政府统一部署，组织参与应急处置与救援、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直接指令本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接收指令的部门应当及时报告省人民政府。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