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明清时期的会审制度
(作者：杜向前 曲晓春)

在《论中国明清时期会审制度》一文中，笔者拟在对史学家及法学工作者有关明清会审制度大量较成熟完善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和对比研究的方法，从法律研究的角度，对明清时期会审制度予以横向纵向比较考察。研究明清封建统治者实施初衷本意、会审制度的递演嬗变，对会审制度在明清时期逐步发展完善、主要内容及湮灭的历史原因进行剖析。从而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通过“会审”制度，在客观上体现了对死刑案件的“慎刑”及“恤刑”，以发挥较好的社会作用，同时，更可以加强皇帝对司法的控制权，以更好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纲要内容：
第一部分，开篇引题，对“会审制度”渊源进行概述。对明清社会背景及法律思想对会审制度发展影响及明清统治者推行会审制度的初衷本意进行考察。
阐明作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内容之一，明清封建统治王朝对会审制度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会审制度是封建统治者“慎刑”和“恤狱”思想的体现，同时，也是封建统治者维持高度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
第二部分，结合现有关于明清会审制度的研究材料、成果，对明清时期会审制度形成发展、组织形式、主要内容等进行对比考察。结合明清时期特定政治及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研究，从而对明清时期会审制度内涵、特点及清代对明主要会审制度的发展等做出评析。
第三部分，也即最后一部分，对会审制度在维护封建皇权统治、加强对司法控制、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的特权性加深认识，对明清会审制度中存在的擅权专断、流于形式的事实进一步的认识，对重大疑难案件的审查及死刑的复核区别处理的客观作用等进行评析。最后，结合明清会审制度的认识，对促进司法制度改革、加强现代法制建设所具有的借鉴意义进行评价。


明清时期（1368年－1911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矛盾日趋激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度强化，皇权极端膨胀。
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是国家实现其统治的基本工具。随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体制固有矛盾的不断激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极端发展，封建皇权的不断加强，中国传统法制的重心也开始向维护皇权，加强专制的方向倾斜。
会审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律审判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溯其渊源，可究于汉代始行的“录囚制度”。作为极具中国古代特色的法律制度的一种，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极端发展，封建皇权不断加强的一种体现。
有明一代以来明清时期，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极端发展，及维护不断加强封建皇权的需要，在唐宋法律基础上，会审形式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体系完备，具有不同组织形式和不同功能的对重案、疑案及死刑复核案件进行审理的会审制度。
中国历史上法律制度的每一次变迁转折、递演嬗变，在具体的法律制度、法律条文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思想因素。为了对明清时期的会审制度进行考察，我们应探究明清统治者实施会审制度的初衷本意是什么？为何自有明一代以来，会审制度在明清时期会有如此完备的发展？明清会审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明清封建统治王朝为什么要对会审制度给予相当程度的重视？明清时期的社会背景及法律指导思想对会审制度的递演嬗变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给予了什么影响？会审制度在历经明清两个封建王朝数百年的演变，其不同发展阶段，在内容形式，组织实施方面又有那些主要的差异？作为维护封建统治及法制秩序的基本工具和重要手段，我们又如何认识会审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发展过程中的客观作用及其弊端？
本文拟结合明清时期会审制度的主要内容及明清时期特定政治及思想文化、法律指导思想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明清时期会审制度发展完善、主要内容、适用效果及递演嬗变等情况作初步考察和简单评价。
第一部分 对明清社会背景及法律思想对会审制度发展影响的考察
一、对明代法律指导思想及采取会审制度初衷本意的考察
朱明王朝建立统治后，社会经济凋残，阶级矛盾尖锐。明王朝统治者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在吸取元朝亡国的历史教训中，形成了具有封建社会后期时代特点的“明刑弼教” 和“重典治国”及“明礼导民”原则相结合的立法指导思想。作为封建后期政治家及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继承者的朱元璋在重视“重典治国”的极端重要性的同时，也深知礼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明德慎罚”、“敬天保民”思想、阴阳五行学说及在灾荒或春生之际，对犯人应赦免，行刑应缓决等在“明礼导民”立法思想指导下在有明一代法制建设中得到进一步运用和体现。
建国之初，朱元璋就明确表示“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 ⑴治国重礼、礼法结合是朱元璋一以贯之的立法指导思想。明初统治者均礼法两手并用：“盖太祖…猛烈之诏，宽仁之治，相辅而行，未尝偏废。建文继体守文，专欲以仁义化民。” ⑵
明初“重典治吏”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官僚体系的混乱”使得“案牍积压”、“冤狱号号”，“明礼导民”立法指导思想又使得明初统治者十分注意加强司法审判和监督机制，以维持统治阶级所必需的法制秩序。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年）“建三法司于太平门外钟山之阴，命之曰‘贯城’”。他下敕说：“贯索七星如贯珠，环而成象名‘天牢’，中虚则刑平……”。⑶“法天道置法司”的目的，就是要诸法司像“天道”一样虚而平，省刑薄罚，执法勿倾斜。明代刑部、大理寺及都察院三法司等中央司法机关的的职责设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明初宰相制度废除后，刑部地位提高成为中央主审机关、大理寺由唐宋时期的主审机关变为慎刑机关，掌驳正，审谳平反、都察院职掌纠察。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三法司职权的分工和制约的特点，同时也表明明统治者对司法审判和监督机制的重视，对案狱审理的慎重和对刑罚处置的缓决，同时也是明统治者“慎刑”思想的体现。
二、对清代法律指导思想及采取会审制度初衷的考察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在政治法律方面，清代继承了汉唐宋明等历代封建制度的主干，并有所发展，其典章规范、法律制度相当成熟和发达完备。
清承袭明制，在明代会审制度的基础上，清代进一步完善重案会审制度，形成了秋审，朝审等比较规范的会审体制。
清统治者非常重视秋审等会审方式。强调会审的“中”和“平”。雍正二年，在谈到秋审时，雍正说：“朕惟明刑所以弼教，君德期于好生，从来帝王于用刑之际，法虽一定，而以本宽仁” ⑷就是“以宽仁之心去行严格之法”，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做到凡情有一线可原者即入缓决。乾隆帝对此也曾指示要施“法外之仁”“以昭慎重”，并一再申明，秋审要“寓宽于严，执法才可平允”，并以此来向民众宣示皇帝的“好生之德”。⑸中国古代法制即有“严刑峻法”的传统，同时还有“明德慎罚”和“恤刑”的传统。历史的发展，使封建统治者选择了“德主刑辅”的方针，古代法制的这两种传统彼此融合。历代死刑复核、录囚制度就体现了传统法制的这种特点。
会审制度，渊源于汉代始行的“录囚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律审判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明清时期的会审制度，尤其是清代的秋审制度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法制这种特点发展的最好体现和最完备、最成熟的形式。
通过对明清时期法律指导思想及实施会审制度的初衷本意的考察，我们可以得知，明清封建统治王朝对会审制度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会审制度是封建统治者“慎刑”和“恤狱”思想的体现，同时，也是封建统治者维持高度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
第二部分 明清会审制度的主要内容
明代会审制度是历代录囚制度的发展。明代在唐宋法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比较齐备的会审制度。清承袭明制，在明代会审制度的基础上，清代进一步完善重案会审制度，形成了秋审，朝审等比较规范的会审体制。
为了加强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保证法的统一适用，并对司法机关的活动予以监督，明代法律规定，需要复审的案件，由三法司负责进行，各地逐级上报至京。同时，沿用历代的录囚之制，由皇帝自己或派官吏向囚犯讯察决狱等情况。
由此，随着维护皇权，加强极度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有明一代以来的明清时期，形成了一套体系完备的对重案、疑案及死刑复核案件进行审理的会审制度，且会审制度日趋系统和完善。
一、有明一代主要会审制度的内容
明代会审始于明太祖洪武年间（公元1368年－1398年），定于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年－1487年）。有明一代的会审制度主要有“三司会审”、“会官审录（1397年）”、“九卿圆审”、“热审（1404年）”、“朝审（1459年）”、“大审（1481年）”等。
清承袭明制，会审情形甚多，大多成为制度。清代基本会审制度有“三司会审”、“小三司会审”、“王大臣九卿会审”、“热审”、“朝审”等。
1、三司会审　　是在唐代“三司推事”（“三司推事”是唐宋以来，对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共同参与司法审判活动的概括）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明代正式确立“三法司”的体制。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因明太祖下令“议狱者一归于法司”而得名。明清时期，重案、疑案或亟须重新审理的重案时，由刑部尚书、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三法司长官会同审理，并将审理结果奏报皇帝，进行最后裁决。
2、小三司会审　　指三法司堂上官的属官包括监察御史、刑部主事、大理寺寺正等会审案件，这种会审因与三法司会审相比，案件性质较轻，官员级别较低，因而称为“小三司会审”。明嘉靖十三年定制。御史代表皇帝行使重案的复审权。凡是各省府录罪囚，都由皇帝下诏指定御史负责进行会审，并具报皇帝。
3、会官审录 明初有“会官审录”的措施。“会官审录之制，定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霜降后审录刑部狱在押囚犯。参加“会官审录”机构和人员包括三法司、五军都督府、九卿、科道、锦衣卫等行政部门官员和宦官组织等。
4、热审　　始于明成祖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成祖谕三法司官“天气向热，狱囚淹久，令五府、六部、六科给事中协同疏决，死罪狱成，秋后处决；轻罪随即决遣；有未能决者，令出狱听候。”⑹但未形成制度，仅“止决遣轻罪”。⑺正统十四年，命内臣一员会同三法司堂上官，会审见监听决罪囚，情重者，类奏处置，以后形成制度。“每年小满后十余日，司礼监传旨下刑部，会同都察院、锦衣卫复将节年钦恤事宜题请。通行南京法司，一体照例，审拟具奏。”⑻由此可见，热审即由刑部依旨，会同都察院、锦衣卫等在每年农历小满后十余日对囚犯进行审理，由宦官和两京法司负责进行，并经皇帝批准减免刑罚的制度。其目的在于暑热之季，及时疏理牢狱，轻罪审决后执行，未能审决的，令出狱听候。热审先行于北京，后并行于南京，并推及京师外地。“其在外审录，亦依此制。”⑼
明代热审，因由代表皇帝主持并监督专案法庭的审判及热审、录囚等审判的宦官参与，而成为独具明代特色的宦官干政的典型表现形式。宦官司法导致明代中后期司法严重紊乱，为害深重，且直到明亡才告结束，成为明朝司法黑暗专横的主要原因
5、朝审　　是由三法司长官会同公、侯、伯等高官，在每年霜降之后对在京师刑部狱的大案重囚进行审理、复核的制度。其特点是定期审理。被审录的囚犯分为“有词不服”、“情罪有可疑”、“情真罪当”等情形，分别处理。这就是最初的朝审。
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年）正式确立了朝审制度，据《明史．刑法志》载：“天顺三年令每岁霜降后，三法司同公、侯、伯会审重囚，谓之‘朝审’，历朝遂遵行之。”
明代的朝审是审录在京罪囚，从英宗天顺三年（1459年）起，每年一次，成为定例。⑽
6、大审　　是皇帝委派太监会同三法司官员对在押犯人进行复核审理的恤刑制度。正统十四年夏，令太监金英“理刑部、都察院狱囚，筑坛大理寺。英中坐，尚书以下左右列坐。自是六年一审录，制皆如此。”⑾
明宪宗成化十七年，命司礼监会同三法司堂上官于大理寺审录，谓之大审。自此定例。
其审录对象主要是累诉冤枉的囚犯。审录结果，轻罪宥还，重罪、疑难案件仍要具疏上请，由皇帝决定如何处置。
大审制度创立于宪宗成化年间。以后每5年大审一次成为定制。因其审判原则和方式与热审相似，因此，《明会典》又称为“五年热审”。由于大审是由皇帝委派的太监主持，所以它是明代宦官干预司法的典型表现。
7、九卿圆审　　是明清重要的特别复审制度。是对三法司审判的重大疑难案件的死刑囚犯，经审判后二次翻供不服者进行的特别审判。则由皇帝指定“九卿”即六部尚书、大理寺卿、左都御使、通政使等九个中央政府机关的首脑来联合审判，故名“圆审” ，又称“九卿会审。
律师在证券业务中不实陈述的民事责任

邓 磊


关键词：律师 证券 不实陈述 民事责任 要件

证券法律制度中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投资者进行保护的有力手段，是证券法律制度的基石和核心。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有负有及时真实披露信息的义务，参与证券业务的律师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要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专业性文书，自然也应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但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法律服务机构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混乱现象，部分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为了自身的利益，敢于公然违法迁就证券发行人的非法要求，参与证券发行交易等的虚假陈述，甚至出谋划策。这种令人担忧的情况，若不能够及时解决，将制约证券市场长期发展，给经济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对他们的行政、刑事处罚必不可少，但对他们的民事责任追究绝不应忽略，更不可以行政、刑事处罚代替其民事责任。

一、对我国证券法关于律师不实陈述①承担民事责任的评价
我国法律法规对律师在证券业务中不实陈述的行为予以禁止，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
1.《律师法》第三条规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2.《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必须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3.《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和律师事务所违反本条例规定，出具的文件有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或者有重大遗漏的，根据不同情况，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情节严重的，暂停其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对前款所列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会计师、专业评估人员和律师，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
5.《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七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6.《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前条所称虚假陈述行为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在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参与制作的其他文件中作出的虚假陈述。”
7.《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证券经营机构、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有本办法第十二条所列行为的，根据不同情况，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暂停其证券经营业务、其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撤销其证券经营业务许可、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
8.《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实施欺诈客户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9.《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第四条规定：“律师应当对出具法律意见书所依据的事实和材料进行核查和验证。若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分析以上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民事责任制度规定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无法援引适用。（1）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中，律师事务所及其责任人员与证券发行人是何种法律关系，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一般责任还是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补充责任还是清偿责任，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都没有作出具体规定。（2）没有规定律师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及计算方法。证监会颁布的行政法规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均没有规定律师事务所及其责任人员对投资者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依据及计算方法。（3）投资者进行诉讼应如何操作，我国法律法规并没有具体规定。依照《证券法》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投资者当然有权要求在证券业务中不实陈述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承担赔偿责任。但实际情况是，法律的这些规定仅成为一种宣言，因为这些规定太原则，根本不具有操作性。（4）在律师民事责任制度中缺乏相应的财产保证制度和财产实现制度。
2.现行证券法律制度存在以行政和刑事责任代替民事责任倾向。中国的法律制度历来有重刑轻民、重行轻民的特点，证券法律制度也不例外。在《证券法》之前，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主要是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1993年9月2日国务院证券委发布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条例》与《办法》对证券欺诈者法律责任的规定大篇幅的是行政责任，《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只在第77条概括地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也只在第23条涉及到了虚假陈述者的民事责任。1999年实施的《证券法》对因违法导致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做了详尽的规定，但涉及投资者权益保护和民事责任承担的条款规定得十分简单，语焉不详且缺乏可操作性。这种偏重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立法格局导致的结果是违法违规者不断受到行政制裁或刑事处罚，但是受损害的投资者却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和保护。
3.律师民事责任制度实行过错责任，加重了被侵权人的举证责任。根据《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第四条的规定，律师只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过错责任则须由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如此明文规定，我们便课以受害人较重的举证责任，但要求证券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者对律师的主观心理状态进行举证，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美国《证券交易法》第18条规定受害人须举证自己为善意，且交易损失与文件不实记载具有因果关系，此种规定被认为是加重受害人举证责任，备受批评，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已很少引用，更何况要求受害人证明被告存在过错。
4.对律师的勤勉尽职义务的规定却并不详尽。就上述规定来看，我国法律对律师勤勉尽职义务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律师在制作律师工作报告时要对上市公司涉及的事项逐项进行审查；其次，一些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对律师参与证券业务进行了禁止性规定，对某些行为课以相应的责任；再次，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很多条文涉及到律师的诚实、尽职的要求，但是这个面向律师群体的规范尚不能含概律师涉足的所有领域，尤其在判断律师参与证券业务的行为是否属于勤勉尽职时还远远不够。从理论上讲，在信息披露中违反勤勉尽职义务的律师应当对因该不实陈述而受损的投资者承担连带侵权责任。但是，我国现行证券法律制度对律师违反勤勉尽责义务应承担的责任规定得很少。这方面的规定或者比较含糊，仅仅说"承担法律责任"，或者以行政责任为主；而对民事责任的规定则极少。②

二、律师不实陈述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
律师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由于公开文件中的不实陈述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并不存在争议。在民事责任基础中，最基本的是契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法学界对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法律基础也主要为这两种观点：契约责任说和侵权责任说。③
1契约责任说。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招股说明书为要约邀请，那么在发行股票过程中，投资者做出购买某种股票的行为则是要约，如果成交，发行人的行为就为承诺，合同成立。由此，发行人和投资者双方的行为则为一个缔约的过程，从理论上讲“从事契约缔结的人，是从契约交易外的消极义务范畴进入契约上积极义务的范畴，其因此而承担的首要义务系于缔约时善尽必要的注意。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行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此信赖而善的损害。”④所以法律应该保护当事人基于相信合同有效成立而产生的信赖利益。发行人为发行股票而公开招股说明书时，事实上已经进入一种缔约的状态，律师作为专业人员在缔约过程中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由于其在法律上的地位，在信息和专业上的优势，致使投资者对其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真实性产生合理的信赖。当这种信赖成为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基础时，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不实陈述在本质上违背了其作为缔约当事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负的义务，导致投资者因对律师工作的合理信赖而产生信赖利益损失。因而律师作为不实陈述人应对投资者因合同不成立或者合同无效负缔约过失责任。⑤如果给投资者造成损失，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是契约责任说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契约的相对性问题。根据契约责任承担违约责任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责任人与投资者有契约关系或者现实交易关系的存在，且责任人有违反契约义务的事实并造成投资者的利益损害。这对于证券发行人不实陈述承担责任在适用上没有问题，但对于处于辅助地位的律师承担违约责任便有适用上的困难。因为律师作为证券发行辅助人，只跟发行人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对第三人即投资者并无契约关系或现实交易关系。
2.侵权责任说。
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在于它违反的是法律规定的一般人的普遍义务，而非当事人之间约定的特定义务。因而侵权责任不是当事人自愿承担的责任，而是法律规定其必须承担的责任。我国《证券法》以及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了律师在证券业务中必须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如果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有不实陈述的行为，则违反《证券法》等强行法的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造成投资者利益损害，则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说避免了律师承担违约责任适用上存在的相对性困难，从而弥补了契约责任说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侵权责任说不再关心原告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契约关系，从而有效解决了证券市场中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只要被告存在不实陈述并满足法定条件，任何因合理信赖该不实陈述的投资者因该信赖而导致损失的人均可以依侵权责任要求赔偿。从保护投资者的角度考虑，侵权责任说更有利于信息披露制度目的的实现。我国台湾地区在1988年1月《证券交易法》修正时，也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赔偿责任定性为侵权责任。⑥因而笔者认为侵权责任说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持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保障证券市场持续稳定发展。
但这并不表明侵权责任说就能完全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成为证券市场中不实陈述的普遍救济规则，因为根据侵权责任的一般举证原则，原告必须证明有被告有主观过错，且侵权行为与原告的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因而侵权责任说还须面对来自证据法的障碍：第一，原告必须就被告不实陈述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进行举证；第二，原告须证明其损失与被告不实陈述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者往往难以承担此举证责任，因而赔偿请求得不到支持，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也就成了“海市蜃楼”。笔者认为不妨借鉴加拿大《安大略证券法》中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认为只要招股说明书及其任何修正载有不实陈述，而在股票募集或者公募期间购买人购入证券时不实陈述持续存在，那么购买人应该被视为已经信赖这项不实陈述。购买人有权向在招股说明书及其修正上签名的律师事务所或律师请求损害赔偿。⑦这样就赋予了律师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定责任，只要其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投资者就可以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请求其赔偿损失，以减少投资者的举证责任，加大对投资者的保护。

三、律师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
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个，即：行为违法；有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有主观过错。证券的发行和交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影响价格的因素错综复杂，就律师在证券业务中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而言，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的存在容易证明，但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行为人主观的过错则值得探讨。
1.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根据民法原理和司法实践，考察因果关系可以采取如下准则：在时间上原因的现象在前结果的现象在后；作为原因的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作为结果的现象的必要条件；如果违法行为实际上足以引起损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它就是损害结果的原因。证券市场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要件中，除了被告的不实陈述外，原告的“信赖”是更重要的因素。因为不实陈述并不能直接导致财产上的损失，它必须因投资人的信赖并依据不实的信息而进行的投资才可能给投资者造成损害。当然，这种信赖必须是合理的，而不是盲目的信赖。
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投资者和参与证券业务的律师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交易，受害的股民在因果关系的举证方面经常遇到困难。因为原、被告之间存在着在专业和信息上的巨大差距，要求原告提供“信赖”被告不实陈述的证据，无疑是加给原告的一项不可克服的负担。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市场欺诈理论，将举证责任在一定条件下倒置，来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即只要律师在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或律师工作报告等文书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投资者在信息披露以后进行证券交易且遭受损失的，就可以认定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除非律师能举出反证，证明投资者遭受的损失不是由不实的信息披露造成的。其次，根据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弱式有效市场，因而可以不局限于“有效市场”理论弱化投资者的证明责任。⑧笔者认为，不妨假定只要投资者能够以一定的形式证明如果不实陈述纠正后的市场价格与不实陈述期间的市场价格不同，那么因果关系便可以推定成立。但应允许行为人对此种推定提出抗辩，如认为其行为没有影响到股票价格的变动等，从而否定对该因果关系存在的推定。
2.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我国《民法通则》把侵权行为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两类，从构成要件上看，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是否以行为人有主观过错为要件。⑨我国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相应地，《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第四条也作出规定，律师只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两条规定，表明了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只有在故意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认定律师不实陈述为一般侵权行为，这和江平老师的观点是一致的。⑩
一般侵权行为则意味着由原告承担证明被告有主观过错的责任。在证券发行交易中，投资者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有效地搜集符合全部构成要件的证据，如果根据一般侵权行为理论要求提起诉讼，无疑在程序上限制或禁止了投资者索赔，这显然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各国证券法在确定发行人之外的人员的归责原则时，基本上都采取了过错推定的原则。即他们只有能够证明自己恪尽职守和合理调查才能免除承担责任。如加拿大《安大略证券法》规定，如果在招股说明书及其任何修正上的签名的中介服务机构能够证明存在以下情形，任何法人和非法人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1）在招股说明书及其修正存档时，他既不知情，也不同意；（2）在招股说明书签发之后，但在购买人购买证券之前，他在意识到招股说明书或其修正存在不实陈述时，即已作出撤回同意及其原因的一般合理通告；（3）就他承担责任的部分存在不实陈述，但他已经作出合理调查，并且有合理理由相信而且相信招股说明书或其修正的这些部分公平反映其报告书、意见书或声明书。11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必须以中国证监会做出的处罚决定为前置条件，虽然对此存在司法审判权以行政裁决权为前提的争议，但作为过渡性措施是可以理解的和接受的，而且，设置这种前置条件客观上解决了律师不实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定性问题，即在构成要件上，无须投资者对行为人在主观上有过错进行举证，使案件比较接近或符合特殊侵权行为的特征。同时，由于《民法通则》颁布时尚未建立证券市场，立法上也不可能对证券市场中的不实陈述行为是否属于特殊侵权加以规定，而设置前置条件也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法定化的作用。

注释：
①违反信息披露法律规范的法定形态包括虚假陈述、重大遗漏和严重误导。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中将这三种违规类型统称为不实陈述。
②参见方流芳、姜朋、程海霞：《证券律师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载《证券时报》2002年8月5日。　
③台湾赖源河教授持独立责任说，认为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第1款规定的侵权行为类型均为故意或者过失侵权，而证券发行交易中不实陈述欺诈的受害人可能是行为人在认识上无法预知的间接第三人，要证明行为人对其损害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较为困难。所以应该依据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第2款的规定，解释为独立类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